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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n8 _6 i: l1 f) [: r; a! n; Z" M知难行易，抑或知易行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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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直是困扰中国知识分子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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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难题在我刚读到的一本叫《荒漠乐园》的自传中，竟得到完美解答∶单单“知”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委身，使你所委身的“知”，成为你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而单有“信”还是不够，还要有勇气把“信”转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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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超越了知行的难题，甚至超越了成功与失败的缠累，能无怨无悔地向信念活，向信念死。所以，知行转化的关键是──信。你确知的，要成为你确信的；你确信的，要成为你确行的。这样，一生的行走，就成为信念的延伸。人，无信而不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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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T9 D1 i' l/ @2 M+ b$ |) {老师，真理是什厶？ @) u. |6 D: l b/ _. o
- Q$ {, u9 R5 c# h1 h' m《荒漠乐园》主人公是位韩国人，叫金镇洪，韩国启明大学名誉哲学博士。他一手创办的“德来共同体”，已成为一个国际性集团，下设德来时代出版社、新生活治愈院、社会福祉德来村、韩国德来经济公司、德来跨国经济公司、中国中央民族大学附属“亚太经济文化发展研究所”、德来自然高等学校，和其他几项慈善机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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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_3 Y1 `% t! i6 B5 W7 }" W金镇洪青年时代从韩国某著名大学哲学系毕业，留校当助教，给大一学生讲“哲学概论”。有一次，一位学生问他可否提问，他允许了。学生站起来问∶“老师，真理是什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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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犹豫了一会儿，回答∶“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一书中这样写道∶‘任何事件或事物，个体的思维与客观事件或事物相一致时叫做真理。’比如我使用的钢笔，只要我意识中的钢笔和我手中实际拿着的钢笔相一致，这就是真理。这样的真理概念是认识论上的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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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不满意这个答案，反问∶“教授，这种真理不是我所提问的那种真理。这种真理和我有什厶关系呢？请您讲一讲我能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真理吧。”) W. c8 J& ]1 ?' m! W2 x8 n5 V
2 D, A# N, D* ~" S9 Z) u金镇洪一下子就懵了，说自己也不知道。3 b* d8 m0 Z& _, d1 q1 y3 c }
1 q. p6 t# s( I7 N+ L1 \; z4 b; z学生说∶“上一堂课老师讲过，哲学就是寻找真理的科学。可您也不知道什厶是真理，那还有什厶必要继续讲下去呢？老师给我们讲一些连自己也不明白的东西，这不是彼此浪费时间吗？还不如到此休课吧！”+ q) l. F( [* Q& k
. U2 _# X; |5 |6 c/ V6 |金镇洪很受刺激，觉得自己确实是在以其昏昏，使人昭昭，何其荒唐！于是，他放弃了赴美留学深造的机会，辞去大学教师之职，到火车站后面卖起了冰淇淋！, X* O8 i9 ^' q) [% @& {
; E9 x* |2 ?& b: B* d帮助贫民过像样的生活9 @* M$ O7 E1 E% j2 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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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金镇洪在读 经《罗马书》和《以弗所书》时，找到了可以为之而生、为之而死的信仰，遂决定用一生来实践爱神爱人的信念，像 经说的那样，做一粒落在地里死去，而后结出许多子粒的麦粒。于是，他选择服事汉城棚户区的贫民，和他们一起生活，帮助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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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G! s9 r! N% f. S上世纪70年代初的韩国，政治不安定，经济发展不平衡，大多数人生活贫困。尤其是那些聚集在大城市的棚户，比西方贫民窟更触目 心。金镇洪在棚户区创办了活贫教会，不只宣教，也帮助贫民自立和互助，过像样的生活。他还在没有任何财政支援的情况下，带领村民到 汉城90公里的南洋湾自力更生。通过艰苦的奋斗，不仅解决了衣食住行问题，还创办了闻名世界的“德来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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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文版“序”中，金镇洪说∶“这本书上的内容，并不是用手和头脑写成的，而是用我的双脚和心灵来写的。”他认为自己不是学者，也不是思想家，只是实践活动家。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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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我的人生投入到我所确信的信念之中，因此我感到自己很幸福。在40年左右的岁月中，我有过很多失败和挫折，但反而对此很满足，因为我没有被自己的成功和失败所捆绑，只为自己所确信的工作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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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依然过着开拓者的生活。开拓者容易犯错误，是因为要走从未走过的道路，从中得到精金般的宝贵经验。因此，我喜爱 经《约伯记》23章10节的话，其实那就是过去40年间，深入我心中的信念∶‘然而他知道我所行的路；他试炼我之后，我必如精金。’”6 c' ]" }; z2 D. L$ U4 B" h& x0 C3 \
, N7 z# \3 D7 x" H- R. r% S2 P用一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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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8 t( \. q0 a" `/ ?4 _1 Z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一种人总想着怎样把身外的东西抓过来，变成自己的；另一种人则渴望把自身的东西献出去，成为别人的。人和人就这厶不同。人不会因为知识多，就自动变成第二种人。知识的增多，有时倒极可能加重人的贪婪。+ V8 H- m* B f4 f( |*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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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早在1935年写给萧军、萧红的信中就说过，“我看中国有许多智识分子，嘴里用各种学说和道理，来粉饰自己的行为，其实却只顾自己一个的便利和舒服，凡有被他遇见的，都用作生活的材料，一路吃过去，像白蚁一样，而遗留下来的，却只是一条排泄的粪。社会上这样的东西一多，社会是要糟的”。% p. V$ a! m5 h& h! | F, n
# V. o' g0 O- ?% g& x1 R这样的所谓“智识分子”，哪有什厶行动的能力可言？连他们的言说，也不过只是说说而已，不要指望他们有丝毫的信与行。俄罗斯大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早就在《地下室手记》中，借“地下室人”总结过这种人生哲学∶“为了使我能够得到安宁，我会立时用一戈比把整个世界卖掉。是让世界消失呢，还是让我喝不上茶？我要说，世界可以消失，但要让我随时有茶喝。”2 X' @/ g& {. e" y0 T2 J$ g9 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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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亡哲学家舍斯托夫评论说∶“《地下室手记》，这是撕裂心灵的可怕嚎叫。这一嚎叫，发自一个曾经使自己和别人深信生活的最高目的就是为底层的人服务，而现在突然醒悟他一生都在撒谎、都在做假的人的肺腑。以前他一直认为是命运安排他从事伟大的事业的。现在他突然感到，他一点也不比别人更好，他很少有思想，就像一个平常的凡人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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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这岂不正是我们的人性？面对这越来越幽暗的人性、越来越逼仄的生存空间，单单知是不行的，还需要金镇洪这样的大勇主义者，去信，去行，用整整一生践履信念和使命，在最黑的深夜起来“唤醒黎明”（《诗篇》57∶8，新译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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狗仔卡
发表于 2010-8-22 15: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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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8-22 20:44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