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一次见到葛剑雄先生,已是二十四、五年前,是在母校复旦园。那时,剑雄先生刚跟著名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教授读完博士,住教工宿舍。我留校不久在新闻系当助教,边读研究生。他是优秀青年学者,校方分了他一套稍大的公寓。历史系一伙研究生,拉我一起帮葛先生搬家。只隐约记得那头大橱很沉,搬运时颇费了些时间和气力。在复旦时, 听过他的课和讲座。 今年十一月,我想在上海拜访他。他已是名教授,出任复旦图书馆馆长,且有全国政协常委的政治待遇。他邀我去他家,是在浦东一个很宁静的别墅小区。1980 年代,葛先生已中年,时隔20多年,还基本是老样子。递我的名片上,只有复旦大学教授的头衔。+ J) a/ t2 q0 F. C
) m L( b" g5 Q6 P' I去他家那天,正是上海胶州路大火后的那个周末,市民的鲜花正满地盛开。我们的话题由此切入。 % ]. M8 f& k1 I3 e/ {- n/ U! f7 Z1 o
葛:以前碰到这种事情,大家不太用这种方式表达的。这说明两点,一是现在愿意表达意见的人层次比以前高了,包括他们的文化程度以及经济实力。你想买一束花,要几十块钱,甚至上百块钱,一般的老百姓很少会有钱买花,也不会用这种方式来表达。这显然是白领,至少已是接近中产的人群。他们不是扔石头,而是用鲜花。这个对政府当局来讲,有非常震撼的力量,特别对舆论而言。上海实际上已是一个国际瞩目的城市了,这表达了一种民众的心情。有些话只能在博客或者网上说,没有其它渠道表达出来。- }2 @: }* ~# J( K2 A6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