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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2-12-27 1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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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最后由 easygoing 于 2012-12-27 14:48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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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2 _; @& h, V; n W# }; U文化中国让我们暂时不必" D% {5 l- q9 S# }
4 g5 b, ]; K# j( p$ ]& p5 ^ 聚焦于地理或政治制度) t. w% }% U" T2 V
% _6 D5 Y; B4 J+ T. H* D 周绍纲:我们知道,儒学长期以来作为经学,在传统文化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而孔子又是儒学的创建人,曾有人说“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您如何评价孔子?+ j% }) V: s2 G% A/ ^) z% Z# W.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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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研究孔子,首先必须分辨孔子的思想与孔子在后代学者心目中的思想。孔子的时空背景是封建制度趋于崩解的春秋时代末期,他的思想难免具有一定的限制,但是他依然能够提出一系列有关人性与人生的见解,深富普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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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0 x) w7 S0 b+ r p* ^ 韩愈所谓的“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其实只是孟子所说“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一语的加强版,这些话可以视为个人对孔子的衷心推崇,但不属于可论证的观点。6 `6 g. f e4 M: w% b" |
4 r; b; o3 Z% ]6 P/ \ 今天我们研究孔子,与其传颂这一类空洞的赞美,不如认真分辨孔子的真正思想。我的看法是:六百多年来,中国念书人学习孔子,都必须经由朱熹的注解,而朱熹本人是哲学家,他的做法正是他的论敌陆象山所谓“六经皆我注脚”的最佳写照。表面上朱熹在注解四书,其实他是以四书注解自己的思想。学习孔子若不先看清楚这个事实,实在无法真正认识孔子。我对孔子的评价见于《译解论语》、《人能弘道》、《孔子的生活智慧》(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等书中,不另赘述。: o, m: R, \+ X) {. Z4 {% 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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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纲:在“如何获取幸福生活”这个问题上,孔子的见解与苏格拉底有何异同?+ B. D; |, a6 ~" {4 i; f$ 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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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相同之处有三:一是个人不能脱离群体而得到安顿,所以苏氏强调个人与城邦的关系,孔子也倡导礼乐治国,修己安人。二是他们都肯定个人良知的要求与神明的旨意相互呼应。苏氏一向遵守内心精灵的指示,孔子则力求心安。三是他们都认为人生是一个走向完美的过程,并且自我修养是必经之路。相异之处有二:苏氏在对话中探索真理,孔子则以老师身份回答提问。另外,苏氏以灵魂为人的真我,视死亡为解脱;孔子则兼顾身心双方面的需求,希望使现世趋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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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q* U) P) W) ?! _ 周绍纲:无论古希腊的城邦,抑或中国的乡土社会,都是熟人社会。在熟人社会的前现代,个体之间具有很高的同质性,作为主体“我”可以替代“我们”。而现代社会显然是陌生人社会,个体的生命叙事不同,“我”是无法替代“我们”的。现代哲学在解决“人们如何获取幸福生活”这个问题之前,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应该如何相处”,您觉得现代哲学能够担负提供“幸福生活”的职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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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有关人与人之间如何相处,可以分两方面来谈。以西方而言,原本的考虑顺序是:一,追求自我实现;二,保持自我与上帝的关系;三,在社会上但求不违法或违法而不被抓到。这其中,所谓别人或陌生人,似乎沦为背景或阴影。到了二十世纪,马丁·布伯强调“我与你”,经由存在主义马塞尔的“人与人互为主体”,再到勒维纳斯重视“他者”与自我的关系,然后人际相处的合宜性才露出曙光。另一方面,在先秦儒家看来,这并不构成问题。其主张有三:一,人性向善;二,善是我与别人之间适当关系之实现;三,在判断关系是否适当时,要考虑“内心感受、对方期许与社会规范”。因此之故,儒家强调真诚、恕道与礼仪,孔子的志向也定为“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幸福生活的方法即在其中。1 U. S# ~& `+ r& O4 Z3 q& u4 H
; ^- I7 y( B# H0 P% h" J* c 周绍纲:那么重返儒家或者重返传统的意义何在?5 r1 R1 c9 T1 Q) n x: Q4 e
% H( t) @4 n% X- {: b5 y k6 t# W 傅佩荣:重返儒家的意义在于:一,回到先秦孔孟思想的原典,由此摆脱两千年帝王专制之下的学者的偏差注解。二,重新展示儒家“一以贯之”的系统,建构一套圆融理论,可以协调人我,打通生死,联系天人。三,为现代人指点方向,使儒家成为中国人以至全人类的共同精神资产。依此进一步可谈重返传统,亦即包括道家与易经的珍贵资料,以及“经史子集”中值得传述的作品。我个人认为现代人必读的经典首先应选择四书(论、孟、学、庸)与三玄(易、老、庄)。其他则依个人兴趣与能力再作选择。正如大厦有了稳固的基础,然后屋内的设计装潢不妨各取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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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纲:在儒家经典《大学》中有一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传统意义上的大学之道是内圣外王之道,您是如何看待儒学三纲在现代大学教育中的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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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大学》是古代为培育贵族子弟成为政治领袖所写的一篇文章。文中提醒这些学生有关修身之法,以及后续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原理。以“内圣外王”称之亦无不可。现在暂且撇开朱熹的注解,稍作说明所谓的三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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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明明德:“明德”一词是《尚书》常见用语,专指统治者“对百姓行善”。因此,“明”明德是要求学生“理解”此一重责大任,不容忽略或混淆。二,亲民:这是明德的具体作为,要亲近爱护百姓,使百姓也能相互行善。三,止于至善:天下百姓皆可得到安顿。这其中的理解关键是“善”的概念,亦即前面第九问所谓的“人际的适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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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转向今日的大学教育,大学生将是社会上具有专业能力的知识分子,他们在自我成长的过程中岂能忽视自己的社会责任?孔子推许的仁者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亦即要“成己成人”,与大众携手创造一个日益完善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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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三纲在今日仍有启发意义,但更重要的是以“修身”为本。若不先修养自己的言行,并且做到“诚意、正心”的功夫,将来恐怕不易历经各种考验而坚持原则。孟子所谓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也许听来像是口号,但仍有无比的人格尊严挺立于其中。大学生有志者何不致力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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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绍纲:新儒家曾提出“文化中国”的大概念,请问你对此有何看法?+ c% C5 j6 }; V7 r9 V3 b1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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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佩荣:原则上,这是很有意义的概念,因为在人类历史上能够由古至今一脉相承,并在血统、语文、思想方面皆可大致保持一贯的只有三个民族,就是中国、犹太与印度。简单说来,中国历史上虽有朝代更迭,甚至异族统治,但其文化依然循着先秦所奠下的理念在扩充发展之中。这里所谓的文化,是先区分其内涵为“器物、制度、理念”三个层次,再扣紧其理念层次来说的。这种理念不论以文学、艺术、民俗或宗教方式来表现,都可以推源于儒家与道家的相关思想。因此,光说“文化中国”一词,有可能沦于空泛,最好是努力界定此一文化的理念到底对现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它在面对西化与现代化的冲击时,能否“再生活力”,提供我们健全的价值观?此外,“文化中国”一词可以让我们暂时不必聚焦于“地理上的中国”或“政治制度上的中国”这些观念,同时专就理念上进行研究、沟通与发展的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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