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鲜花( 70)  鸡蛋(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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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农家苦' C$ C7 r$ c8 f4 ]% y
7 \. U0 F7 B* b: k* x3 v* m第一次接触上海人,大约是在五、六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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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春节过后,我都要跟太婆(母亲的奶奶)一起去外婆家拜年。途中必经一座大房子,见里面住着好几位又高又瘦的大哥和大姐。他们看见我就拦住不让过,拉进屋里,先是摸脑袋、捏嘴巴、拽耳朵逗着玩,然后就拿出一包牛皮糖给我吃。我对他们着实有点害怕,但却非常喜欢那牛皮糖,每次都是缺着齿,从左边板牙磨到右边板牙,直嚼得两边太阳穴生疼、发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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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谁,也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只看出他们不是本地人。他们对我说的话,我能听懂,很好听,像广播里的播音员;可他们彼此说的话,我就听不懂了。后来,太婆在路上告诉我,他们是上海知青,本地人称他们上海络子(洋气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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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M9 U+ k& x! Y/ @( b我10岁前只记得两件事,一件是母亲带我去看电影《奇袭》的场景,另一件就是两位上海知青与一个官员吵架的情景。男知青个子很高,脖子很长,喉结很突出,脸上有青春痘,头发还有点卷曲。女知青眼睛大大的,脸圆圆的,说话有鼻音,笑起来有酒窝。他们俩与官员吵架时,做出各种手势和动作,一会儿笑,一会儿哭,还说“不信,你去检查我们的小裤衩儿”…… # t" O8 B1 H( P! h/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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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的高中英语老师——马。 % ]3 [- }$ e$ r2 p b
他长得比唐国强还要英俊,平日里总喜欢穿军装,梳着清亮而精神的小分头。印象中他特别的白净,但一点也不奶油,说话总是字正腔圆,嗓音与童自荣一模一样。他是高干子弟,多少有点清高,但他的清高与其说是军干地位使然,不如说是通英文、知天下、胸有见识气自华所致。
6 c# J) i V6 i马很少与老师和同学交谈,一个人走在路上喜欢自言自语,口中念念有词,有时候还会自鸣得意地发笑。他在课堂上会嘲笑很多人,很多事,包括很多方言土语。我还记得他把安徽合肥的方言妈妈(妈姨),戏称为“蚂蚁”。我们上马的外语课,最感压力山大的是,他特别注重口语,课堂上读课文,彼此用英语交谈的几率很高。 + Y1 P$ Y! N8 U _$ @
9 A, z0 V7 M- P, x在一个县城中学,普通话的普及率都很低的语言环境里,马这样的高要求可是难坏了我们,也囧坏了我们。有个从未与同桌的她讲过话的男生,在用英语与女同学对话时,竟然把革命(revolution)一词,念成了“歪歪露心”,而“歪歪”是我故乡方言中的河蚌之意,“歪歪露心”在我们顽劣男生中的意思是淫秽不堪的。马师不知,竟将其写在黑板上来嘲笑,简直酷毙笑煞。 ; g0 L( ~" O( ^8 T/ |; d- i4 v
; y! ?) t$ }$ N) M我高考之前的英语成绩并不突出,所以从未得到过马的青睐。高考前两个月,我在最后一次模拟考试中,英语考了78分,全班第一。他把我叫到办公室,对我讲了一些美国之音听来的国际新闻,并告诫我,一定要练好口语。这在当时只重考试、专挑单词和语法的背景下,这话实在是鸡对鸭讲,不合时宜,可没想到在我出国后,他的话却让我受益无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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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工作后的第一任领导——苏。 1 W! b1 k+ w) U* [0 J
苏是复旦中文系毕业的,在内蒙的包头市当过十年中学校长,我到省图书馆报到时,她是历史文献部的主任,也就是我的顶头上司。她告诉我她54岁,还有两年就退休了。我当时因为不满意自己被分配到这个三多一少——官太太多,官儿媳妇多,老人多,薪水少——的清水衙门,心不在焉,所以也没把苏的话记在心上。 ) |1 w: O5 d3 ^( n
后来,同事老江和老杨(都是70奔80的老学者)跟我开玩笑,暗示我去追老苏的女儿,说老苏是开国元帅的舅奶奶,后台可那个什么了。他俩甚至还在老苏的两个女儿来图书馆借书的时候,隔着窗户指给我看过她们,可我连想都没想。这倒不是因为清高或者自卑,确实是无心于此。 4 G! h, |7 ^; S& S8 q
* B, p- G' |6 A' `: R: e老苏似乎看出了我的心思,她安排工作,分配任务,总是客客气气地与我商量,从不勉强。每天上午11:15分,她还破例,让我和另一位武大分配来的男生小吴,两人一起去图书馆后面的公园,自我放风20分钟,说是怕我们年轻人在老人堆里闷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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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次团支部说有活动,我和小吴急不可待地跑到老干部活动室,可不久计划取消,我俩竟不愿意回部门上班,就躲在那里下起了围棋。凑巧,国家图书馆的古籍专家来访,需要我陪同,老苏全馆上下找我不着,却不用喇叭叫我,怕大家知道我串岗。当她气喘吁吁、一头汗水地找到我们时,却说“我已经到书记那里替你们请了假,部门需要你俩回去帮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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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 ?" B7 {, @8 v1 B* `! b6 h老苏以这样宽容的态度对待我们小知识分子,我们哪能不服呢?从这件事以后,我对老苏不仅尊敬、佩服,而且很注意向她学习当领导的方法和经验。老苏善于开导人,做人的思想工作,更善于化解矛盾,团结集体。我从她身上学到了很多在别的地方学不到的东西。后来下海去广州,我把这些珍贵的东西用在待人接物、处理企业管理的问题上,竟然一路顺风,处处凯歌。
( v2 w2 g0 C9 v8 ^老苏对我的恩情,还表现在她对我业务水平的认可,和领导交际能力的任用上。我虽然是部门里最年轻的职工,可她却敢于放手让我独立完成工作,在省志大事记编写和善本书目整理两件大事上,她都让我挑重担。退休前,她更是向馆长力荐由我来执掌历史文献部。后来因为种种原因我离开了图书馆,那个小小的弼马温我也没当成,但老苏栽培我的苦心和良愿,让我终身难忘。 0 C- {, ? p [4 K. I
. L0 p. I# N/ t! {# N9 E/ R2 d/ E第四个接触的上海人,是我在加拿大读书时的师妹——悦 4 M8 l* j9 v7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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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我学景观是半路出家,所以,入学前我做了充分的课业准备,还自修了十个月的函授课程。尽管如此,我在参加college统一机考时,英语还是没有过关,被校方拒绝录取。我本来打算放弃读diploma,选一个学徒项目读个证书完事,可没想到就在此时出现了贵人,意外地带来了转机。
5 q( a: J6 Y. `* w我朋友的朋友认识已经在校读景观专业的悦,她把我的愿望向悦说了。悦很快就给我打来电话,鼓励我不要放弃努力,并答应向program coordinator述说我的情况,请他给我一次面试机会。三天过后,我真的接到了景观系干事的电话,他让我备齐函授的教材、作业和考试成绩,亲自到他办公室来一趟。我按照要求,带着所有能证明能力的材料来到他办公室,接受interview。
' b2 {# C: E/ N, ^2 o看完我的材料,干事认为我有国内大学学历,又读过美国的函授课程,能够完成本专业,于是,就到学校招生办协调,破格录取了我。我在加拿大读书,对此后找工作和整个人生的改变,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而整个事情的转机,竟全由这位上海小师妹一手促成。在后来的一年多时间里,悦不仅教给我很多选课技巧和画图秘诀,她毕业离校时还把好几门课的text book留给了我" R8 y2 L0 B; D- R0 G$ t- c9 J5 [
第五个接触的上海人,是去年在回国飞机上遇到的富姐——张
+ }- }' f5 K% L! U7 g# H) P去年元月初,我接到妹妹的通知,说母亲病危,让我火速赶回,迟了就见不到母亲最后一面了。我不敢大意,赶紧申请加急签证。6号那天,草原地区的气温降到零下35度,天寒地冻,而我却带着火急燥热的心情奔赴远方。 9 X! C& p; L8 Q8 m(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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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温哥华转机的时候,空落的机舱里,一下子涌进来很多华人同胞。我旁边一直空缺的座位上,坐进了一位高高胖胖的女士。因为赶上年关,人多行李也多。我见她在把一个很沉的箱子往行李架上送的时候,显得异常吃力,就立即起身帮她举起并放好,她很有礼貌地冲我笑笑,一连说了好几个谢字。
6 V9 V, S- _" q$ s! X, l我原先是坐在里面靠窗的座位上,见她风风火火,一脸汗珠,甚是劳累,飞机起飞后一定需要休息,我就主动把里侧的座位让给了她,免得我上厕所时打搅她
) |! m- q4 r# A) Z在飞行途中闲聊的时候她告诉我,她是上海人,移民来温哥华不到两年,父母和孩子都在温哥华,自己是赶回上海打理生意。她有一个600人的工厂在上海,还有一个有色金属矿场好像在广东。在飞机上,她向空姐买了六瓶XO,说平时没有时间采购,机上免税后比国内便宜,回去送礼用得着。她看上去也就30出头,穿着朴素,说话温和有礼,举止落落大方,只是一脸倦容。
7 \7 E) m( s6 F& v' W# H( h飞机抵达上海时,已经是晚上6点,距离我预先订好车票的火车发车时间,仅有两个半小时,若搭乘地铁自浦东机场去虹桥,此时正值下班高峰,时间肯定不够用。她知道我是看望病危的母亲,时间紧,耽误不得,就不理我的坚辞,果断地让来接她的车先送我去虹桥。她本人和妹妹、司机还有妹妹的8岁女儿,四个人一起送我去火车站。 / w! l5 J+ R {5 K
高峰期的上海,高架路虽然畅通,但车速快不起来,刚好天下着小雨,很多路段还是免不了拥堵。折腾了将近2个小时,才抵达虹桥火车站。妹妹原先的计划是,一接到姐姐就直接去订好的饭店吃饭,那边来了好几次电话催促,小女儿也悄声地向妈妈多次诉说“饿了”,可她们还是坚持将我送到火车站的进站入口。 * z; `# _8 B B) Z, |" l* N; i# R
我终于赶上了火车,及时地回到母亲身边,为母亲送了终,尽了孝。可这对与我萍水相逢的上海姊妹,却为我付出了宝贵的时间,牺牲了接风洗尘的欢乐;那位8岁的小妹妹还为我挨了2个小时的饿。我后来一想起这些就惭愧不已,感激不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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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上海一点不熟悉,可说是很陌生,很害怕,每次经过那里就想快点离开,家族成员中也没有丝毫的上海脉络,可我在人生的艰难时期和关键时刻,却总能得到上海人的恩惠和帮助。文中列举的只是一部分善缘,还有不少我没有写出来。我甚至还与解放前的上海大资本家,《乱世风华》的作者张续谔老先生有过数面之缘,帮他在上海讨要过亿元房产。 " z, Q% M4 X) O& }: ]! y
对这些不期而遇的善缘,我虽然不知道原因,但却万分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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