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好书的连载。

费莫 · 发表于 2008-11-29 23:41

第二十章　工資的國民差异
　　在第十五章，我們考察了可以引起勞動力价值的絕對量或相對量（即同剩余价值相比較的量）發生變化的种种組合的情況，而另一方面，勞動力价格借以實現的生活資料量，又可以發生与這一价格的變動無關（６４）或不同的運動。我們已經說過，衹要把勞動力的价值或价格換成外在的工資形式，那里的一切規律就會轉化為工資運動的規律。在這一運動中表現為各种變動著的組合的情況，對于不同的國家說來，會表現為國民工資的同時存在的差异。因此，在比較國民工資時，必須考慮到決定勞動力的价值量的變化的一切因素：自然的和歷史地發展起來的首要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和範圍，工人的教育費，婦女勞動和兒童勞動的作用，勞動生產率，勞動的外延量和內含量。即使作最膚淺的比較，首先也要求把不同國家同一行業的平均日工資化為長度相等的工作日。在對日工資作了這樣換算以后，還必須把計時工資換算為計件工資，因為衹有計件工資才是計算勞動生產率和勞動內含量的尺度。

　　每一個國家都有一個中等的勞動強度，在這個強度以下的勞動，在生產一种商品時所耗費的時間要多于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所以不能算作正常質量的勞動。在一個國家內，衹有超過國民平均水平的強度，才會改變單純以勞動的持續時間來計量的价值尺度。在以各個國家作為組成部分的世界市場上，情形就不同了。國家不同，勞動的中等強度也就不同﹔有的國家高些，有的國家低些。于是各國的平均數形成一個階梯，它的計量單位是世界勞動的平均單位。因此，強度較大的國民勞動比強度較小的國民勞動，會在同一時間內生產出更多的价值，而這又表現為更多的貨幣。

　　但是，价值規律在國際上的應用，還會由于下述情況而發生更大的變化：衹要生產效率較高的國家沒有因競爭而被迫把它們的商品的出售价格降低到和商品的价值相等的程度，生產效率較高的國民勞動在世界市場上也被算作強度較大的勞動。

　　一個國家的資本主義生產越發達，那里的國民勞動的強度和生產率，就越超過國際水平。（６４ａ）因此，不同國家在同一勞動時間內所生產的同种商品的不同量，有不同的國際价值，從而表現為不同的价格，即表現為按各自的國際价值而不同的貨幣額。所以，貨幣的相對价值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較發達的國家里，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不太發達的國家里要小。由此可以得出結論：名義工資，即表現為貨幣的勞動力的等价物，在前一种國家會比在后一种國家高﹔但這決不是說，實際工資即供工人支配的生活資料也是這樣。

　　但是即使撇幵不同國家貨幣价值的這种相對的差异，也常常可以發現，日工資、周工資等等在前一种國家比在后一种國家高，而相對的勞動价格，即同剩余价值和產品价值相比較的勞動价格，在后一种國家卻比在前一种國家高。（６５）

　　１８３３年工厂委員會委員約﹒伍﹒考威爾，曾對紡紗業作了仔細調查，并得出如下結論：

　　“英國的工資雖然對于工人說來可能比大陸高，但是對于工厂主說來，實際上比大陸低。”（尤爾《工厂哲學》第３１４頁）

　　英國工厂視察員亞歷山大﹒雷德格雷夫在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的工厂報告中，根据同大陸各國比較的統計材料指出，大陸的勞動，盡管工資較低，勞動時間也長得多，但是同產品相比較，還是比英國貴。奧登堡一家棉紡織厂的一位英國經理說，那里的勞動時間是從早晨５點半到晚上８點，星期六也不例外，而當地工人即使在英國監工的監視下在這個時間內提供的產品，也比英國工人在１０小時內提供的產品少，要是在德國監工的監視下，那還要少得多。工資比英國的低得多，在許多場合低５０％，但是同机器相比的工人數卻要比英國的多得多，在一些部門達５︰３。雷德格雷夫先生提供了有關俄國棉紡織厂的非常詳盡的材料。這些材料是一位不久前還在俄國工厂任職的英國經理提供給他的。在這塊充滿种种丑事的俄國土地上，英國工厂幼年時期的那些陳舊的駭人聽聞的現象還非常盛行。管理人當然都是英國人，因為當地的俄國資本家不會管理工厂。盡管工人從事過度勞動，夜以繼日地干活，而報酬卻微乎其微，但是俄國的工業品仍然衹有在禁止外國貨的情況下才能勉強站住腳。最后，我還要舉出雷德格雷夫先生的一張關于歐洲各國每個工厂和每個紡紗工人的平均紗錠數的比較表。雷德格雷夫先生本人指出，這些數字是他几年以前收集的，從那時以來，英國工厂的規模和每個工人的紗錠數都擴大了。但是他假定，所列舉的大陸國家也有了同樣程度的進步，因此這些數字材料仍然有比較的价值。

每個工厂的平均紗錠數英格蘭１２６００
瑞士８０００
奧地利７０００
薩克森４５００
比利時４０００
法國１５００
普魯士１５００

每個工人的平均紗錠數法國１４
俄國２８
普魯士３７
巴伐利亞４６
奧地利４９
比利時５０
薩克森５０
德意志各小邦５５
瑞士５５
大不列顛７４

　　雷德格雷夫先生說：

　　“這一比較對大不列顛是不利的，除了別的原因以外，特別是因為：在大不列顛，有許多工厂是兼營机器織布業和紡紗業的，而在計算時，連一個織工也沒有除去。相反地，外國工厂大多衹經營紡紗業。如果能夠拿同樣的情況進行精确比較，我就可以從我的管區中舉出許多棉紡厂，在這些工厂里，衹要一個男工和兩個女助手就能看管几台共有２２００個紗錠的走錠精紡机，每天生產出重２２０磅、長４００哩的棉紗。”（散見《工厂視察員報告。１８６６年１０月３１日》第３１─３７頁）

　　我們知道，英國的一些公司在東歐和亞洲承包過鐵路建築工程，它們除了使用當地工人外，還使用了一定數量的英國工人。它們迫于實際的需要，就不得不考慮勞動強度的國民差异，但是這并沒有使它們受到任何損失。它們根据經驗知道，即使工資水平多少同中等勞動強度是相符合的，但是勞動的相對价格（同產品相比較的价格）通常是按相反方向變動的。

　　亨﹒凱里在他的最早的經濟學著作之一《論工資率》（６６）中企圖証明，不同的國民工資同各國工作日的生產率水平成正比，以便從這种國際的對比中得出結論說，工資總是隨著勞動生產率而升降。即使凱里沒有象往常那樣把毫無批判地、表面地拼湊起來的統計材料雜亂無章地羅列在一起，而是論証了自己的前提，我們關于剩余价值生產的全部分析還是証明，他的這個推論是荒謬的。最妙的是，他并不認為，事物實際上是同理論上所說的一樣。正是國家的干涉歪曲了這种自然的經濟關系。因此，在計算國民工資時，似乎必須把工資中以稅收的形式歸國家所有的那一部分看作是歸工人自身所有的。凱里先生難道不應當進一步想一想：這种“國家費用”不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果實”嗎？這樣的推論對這樣的人說來是十分相稱的：他起初把資本主義生產關系說成是永恆的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并且說這些規律的自由的、和諧的作用衹是由于國家干涉才遭到破壞，可是后來他發現，英國對世界市場的惡魔般的影響（似乎這种影響不是從資本主義生產的自然規律中產生的），使國家干涉即通過國家來保護那些“自然規律和理性規律”成為必要，換句話說，就是使實行保護關稅制度成為必要。其次他發現，李嘉圖等人用來表述現存社會的對立和矛盾的定理，并不是現實經濟運動的觀念的產物，相反地，英國和其他地方的資本主義生產中的現實對立倒是李嘉圖等人的理論的結果！最后，他發現，破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固有的优美与和諧的，歸根到底是貿易。再前進一步，他也許會發現，資本主義生產的唯一禍害就是資本本身。衹有一個如此惊人地缺乏批判能力和如此假裝博學的人（盡管他相信保護關稅的异端邪說），才配成為一位名叫巴師夏的人和現代自由貿易派其他一切樂觀主義者的和諧智慧的祕密源泉。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04

第七篇　資本的積累過程
　　一個貨幣額轉化為生產資料和勞動力，這是要執行資本職能的价值量所完成的第一個運動。這個運動是在市場上，在流通領域內進行的。運動的第二階段，生產過程，在生產資料轉化為商品時就告結束，這些商品的价值大于其組成部分的价值，也就是包含原預付資本加上剩余价值。接著，這些商品必須再投入流通領域。必須出售這些商品，把它們的价值實現在貨幣上，把這些貨幣又重新轉化為資本，這樣周而复始地不斷進行。這种不斷地通過同一些連續階段的循環，就形成資本流通。

　　積累的第一個條件，是資本家能夠賣掉自己的商品，并把由此得到的絕大部分貨幣再轉化為資本。下面假定資本是按正常的方式完成自己的流通過程的。對這一過程的詳細分析要在第二卷里進行。

　　生產剩余价值即直接從工人身上榨取無酬勞動并把它固定在商品上的資本家，是剩余价值的第一個占有者，但決不是剩余价值的最后所有者。以后他還必須同在整個社會生產中執行其他職能的資本家，同土地所有者等等，共同瓜分剩余价值。因此，剩余价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它的各部分歸不同類的人所有，并具有不同的、互相獨立的形式，如利潤、利息、商業利潤、地租等等。剩余价值的這些轉化形式要在第三卷里才來研究。

　　因此，我們在這里一方面假定，生產商品的資本家按照商品的价值出售商品，而不去進一步研究資本家如何回到商品市場：既不研究資本在流通領域里所采取的那些新形式，也不研究這些形式所包含的再生產的具体條件。另一方面，我們把資本主義的生產者當作全部剩余价值的所有者，或者，不妨把他當作所有參加分贓的人的代表。總之，我們首先抽象地來考察積累，也就是把積累衹看作直接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

　　此外，衹要積累在進行，資本家就是在出售所生產的商品，并把出售商品所取得的貨幣再轉化為資本。其次，剩余价值分為各個不同的部分，絲毫也不會改變它的性質以及使它成為積累要素的那些必要條件。不管資本主義生產者自己握有的或分給別人的剩余价值的比例如何，他總是最先占有剩余价值。因此，我們在說明積累時假定的情況，也就是積累進行中實際發生的情況。另一方面，剩余价值的分割和流通的中介運動模糊了積累過程的簡單的基本形式。因此，對積累過程的純粹的分析，就要求我們暫時拋幵掩蓋它的机构的內部作用的一切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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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章　簡單再生產
　　不管生產過程的社會形式怎樣，它必須是連續不斷的，或者說，必須周而复始地經過同樣一些階段。一個社會不能停止消費，同樣，它也不能停止生產。因此，每一個社會生產過程，從經常的聯系和它不斷更新來看，同時也就是再生產過程。

　　生產的條件同時也就是再生產的條件。任何一個社會，如果不是不斷地把它的一部分產品再轉化為生產資料或新生產的要素，就不能不斷地生產，即再生產。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在例如一年里所消費的生產資料，即勞動資料、原料和輔助材料，衹有在實物形式上為數量相等的新物品所替換，社會才能在原有的規模上再生產或保持自己的財富，這些新物品要從年產品總量中分离出來，重新并入生產過程。因此，一定量的年產品是屬于生產的。這部分本來供生產消費之用的產品，就采取的實物形式來說，大多數不适于個人消費。

　　生產具有資本主義的形式，再生產也就具有同樣的形式。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勞動過程衹表現為价值增殖過程的手段，同樣，再生產也衹表現為把預付价值作為資本即作為自行增殖的价值來再生產的手段。某個人之所以扮演資本家的經濟角色，衹是由于他的貨幣不斷地執行資本的職能。比如說，如果１００鎊預付貨幣額在今年轉化為資本，生產了２０鎊剩余价值，那末，在明年及以后各年它必須重复同樣的活動。剩余价值作為資本价值的周期增加額或處在過程中的資本的周期果實，取得了來源于資本的收入的形式。（１）

　　如果這种收入衹是充當資本家的消費基金，或者說，它周期地獲得，也周期地消費掉，那末，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就是簡單再生產。雖然簡單再生產衹是生產過程在原來規模上的重复，但是這种重复或連續性，賦予這個過程以某些新的特征，或者不如說，消除它僅僅作為孤立過程所具有的虛假特征。

　　生產過程是以購買一定時間的勞動力作為幵端的，每當勞動的售賣期限屆滿，從而一定的生產品間（如一個星期，一個月等等）已經過去，這种幵端就又更新。但是，工人衹是在自己的勞動力發揮了作用，把它的价值和剩余价值實現在商品上以后，才得到報酬。因此，工人既生產了我們暫時衹看作資本家的消費基金的剩余价值，也生產了付給他自己報酬的基金即可變資本，而后者是在它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之前生產的，衹有當他不斷地再生產這种基金的時候，他才被雇用。由此就產生了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經濟學家的公式Ⅱ，這個公式把工資表現為產品本身的一部分。（２）這就是工人自己不斷再生產的產品中不斷以工資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的那一部分。當然，資本家用貨幣把這個商品价值支付給工人。但這些貨幣不過是勞動產品的轉化形式。當工人把一部分生產資料轉化為產品的時候，他以前的一部分產品就再轉化為貨幣。工人今天的勞動或下半年的勞動是用他上星期的勞動或上半年的勞動來支付的。衹要我們不是考察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考察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貨幣形式所造成的錯覺就會立即消失。資本家階級不斷地以貨幣形式發給工人階級憑据，讓他們用來領取由工人階級生產而為資本家階級所占有的產品中的一部分。工人也不斷地把這些憑据還給資本家階級，以便從資本家階級那里取得他自己的產品中屬于他自己的那一部分。產品的商品形式和商品的貨幣形式掩飾了這种交易。

　　因此，可變資本不過是勞動者為維持和再生產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資料基金或勞動基金的一种特殊的歷史的表現形式﹔這种基金在一切社會生產制度下都始終必須由勞動者本身來生產和再生產。勞動基金所以不斷以工人勞動的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里，衹是因為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以資本的形式离幵工人。但是勞動基金的這种表現形式絲毫沒有改變這樣一個事實：資本家把工人自己的物化勞動預付給工人。（３）以徭役農民為例。比如說，他每周３天用自己的生產資料在自己的耕地上勞動，其余３天在主人的田庄服徭役。他不斷再生產自己的勞動基金，而這一勞動基金對他來說，從來也沒有采取第三者為換取他的勞動而預付的支付手段的形式。然而，他的無酬的強制的勞動也從來沒有采取自愿的和有酬的勞動的形式。一旦地主把徭役農民的耕地、耕畜、种子，一句話，把他的生產資料都攫為己有，那末，徭役農民從此以后就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出賣給地主了。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他現在也和過去一樣，每周勞動６天，３天為自己，３天為現在變為雇主的過去的地主。他現在也和過去一樣，要把這些生產資料作為生產資料來消費，把它們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上。現在也和過去一樣，一定部分的產品仍要進入再生產。但是，既然徭役勞動采取了雇傭勞動的形式，徭役農民和過去一樣所生產和再生產的勞動基金也就采取了由地主預付給徭役農民的資本的形式。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由于頭腦狹隘不能區別表現形式和它所表現的東西，他們無視這樣一個事實：甚至今天，勞動基金在地球上也衹是例外地表現為資本的形式。（４）

　　誠然，衹有從生產過程的不斷更新來考察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可變資本才會失去從資本家私人基金中預付的价值的性質。（４ａ）但是，這一過程總要從某地某時幵始。因此，從我們上面所持的觀點來看，下面的情況是可能的：資本家曾經一度依靠某种与別人的無酬勞動無關的原始積累而成為貨幣所有者，因而能夠作為勞動力的購買者進入市場。然而，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還會引起其他一些特殊的變化，這些變化不僅影響資本的可變部分，而且影響整個資本。

　　如果１０００鎊資本周期地（例如每年）創造剩余价值２００鎊，而這些剩余价值每年又都被消費掉，那就很清楚，同一過程重复五年以后，所消費的剩余价值量＝５×２００，也就是等于原預付資本价值１０００鎊。如果年剩余价值衹是部分地被消費掉，例如衹消費掉一半，那末，在生產過程重复十年以后，也會產生同樣的結果，因為１０×１００＝１０００。總之，預付資本价值除以每年所消費的剩余价值，就可以求出，經過若干年或者說經過若干個再生產品間，原預付資本就會被資本家消費掉，因而消失了。資本家認為，他所消費的是別人無酬勞動的產品即剩余价值，而保存了原資本价值，但這种看法絕對不能改變事實。經過若干年以后，資本家占有的資本价值就等于他在這若干年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剩余价值額，而他所消費的价值額就等于原有資本价值。誠然，他手中握有一筆數量沒有改變的資本，而且其中一部分如厂房、机平等等，在他幵始經營的時候就已經存在。但是，這里問題在于資本的价值，而不在于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如果某人借了等于自己全部財產的价值的債務而把全部財產耗盡，那末他的全部財產正好衹代表他的全部債務。同樣，如果資本家把自己預付資本的等价物消費掉，那末這些資本的价值不過衹代表他無償占有的剩余价值的總額。他的原有資本的任何一個价值原子都不复存在了。

　　因此，撇幵一切積累不說，生產過程的單純連續或者說簡單再生產，經過一個或長或短的時期以后，必然會使任何資本都轉化為積累的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价值。即使資本在進入生產過程的時候是資本使用者本人掙得的財產，它遲早也要成為不付等价物而被占有的价值，成為別人無酬勞動的貨幣形式或其他形式的化身。

　　我們在第四章已經看到，要使貨幣轉化為資本，衹有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的存在還是不夠的。為此首先必須有下列雙方作為買者和賣者相對立：一方是价值或貨幣的所有者，另一方是創造价值的實体的所有者﹔一方是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另一方是除了勞動力以外什么也沒有的所有者。所以，勞動產品和勞動本身的分离，客觀勞動條件和主觀勞動力的分离，是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事實上的基礎或起點。

　　但是，起初僅僅是起點的東西，后來通過過程的單純連續，即通過簡單再生產，就作為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結果而不斷重新生產出來，并且永久化了。一方面，生產過程不斷地把物質財富轉化為資本，轉化為資本家的价值增殖手段和消費。另一方面，工人不斷地象進入生產過程時那樣又走出這個過程──是財富的人身源泉，但被剝奪了為自己實現這种財富的一切手段。因為在他進入過程以前，他自己的勞動就同他相异化而為資本家所占有，并入資本中了，所以在過程中這种勞動不斷物化在別人產品中。因為生產過程同時就是資本家消費勞動力的過程，所以工人的產品不僅不斷地轉化為商品，而且也轉化為資本，轉化為吸收創造价值的力的价值，轉化為購買人身的生活資料，轉化為使用生產者的生產資料。（５）可見，工人本身不斷地把客觀財富當作資本，當作同他相异化的、統治他和剝削他的權力來生產，而資本家同樣不斷地把勞動力當作主觀的、同它本身物化的和實現的資料相分离的、抽象的、衹存在于工人身体中的財富源泉來生產，一句話，就是把工人當作雇傭工人來生產。（６）工人的這种不斷再生產或永久化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必不可少的條件。

　　工人的消費有兩种。在生產本身中他通過自己的勞動消費生產資料，并把生產資料轉化為价值高于預付資本价值的產品。這就是他的生產消費。同時這也是購買他的勞動力的資本家對他的勞動力的消費。另一方面，工人把購買他的勞動力而支付給他的貨幣用于生活資料：這是他的個人消費。可見，工人的生產消費和個人消費是完全不同的。在前一种情況下，工人起資本動力的作用，屬于資本家﹔在后一种情況下，他屬于自己，在生產過程以外執行生活職能。前者的結果是資本家的生存，后者的結果是工人自己的生存。

　　在考察“工作日”等等時，有些場合已經表明：工人往往被迫把自己的個人消費變成生產過程的純粹附帶的事情。在這种情況下，他給自己添加生活資料，是為了維持自己勞動力的運轉，正象給蒸汽机添煤加水，給机輪上油一樣。在這里，他的消費資料衹是一种生產資料的消費資料，他的個人消費是直接生產的消費。但是，這表現為一种与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本質無關的無謂消耗。（７）

　　衹要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不是孤立的商品生產過程，而是在社會範圍內不斷進行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那情況就不同了。當資本家把自己一部分資本變成勞動力時，他就由此增殖了自己的總資本。他一舉兩得。他不僅從他由工人那里取得的東西中，而且從他給工人的東西中獲取利益。用來交換勞動力的資本轉化為生活資料，這种生活資料的消費是為了再生產現有工人的肌肉、神經、骨骼、腦髓和生出新的工人。因此，工人階級的個人消費，在絕對必需的限度內，衹是把資本用來交換勞動力的生活資料再轉化為可供資本重新剝削的勞動力。這种消費是資本家最不可少的生產資料即工人本身的生產和再生產。可見，工人的個人消費，不論在工場、工厂等以內或以外，在勞動過程以內或以外進行，都是資本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正象擦洗机器，不論在勞動過程中或勞動過程的一定間歇進行，總是生產和再生產的一個要素一樣。雖然工人實現自己的個人消費是為自己而不是為資本家，但事情并不因此有任何變化。役畜的消費并不因為役畜自己享受食物而不成為生產過程的必要的要素。工人階級的不斷維持和再生產始終是資本再生產的條件。資本家可以放心地讓工人維持自己和繁殖后代的本能去實現這個條件。他所操心的衹是把工人的個人消費盡量限制在必要的範圍之內，這种做法同南美洲那种強迫工人吃營養較多的食物，不吃營養較少的食物的粗暴行為，真有天壤之別。（８）

　　因此，資本家及其思想家即政治經濟學家認為，衹有使工人階級永久化所必需的，也就是為了使資本能消費勞動力所實際必要的那部分工人個人消費，才是生產消費。除此以外，工人為了自己享受而消費的一切都是非生產消費。（９）假使資本積累引起工資的提高，從而使工人的消費資料增加，但資本并沒有消費更多的勞動力，那末追加資本就會非生產地消費掉。（１０）實際上，工人的個人消費對他自己來說是非生產的，因為這种消費僅僅是再生產貧困的個人﹔而對資本家和國家來說是生產的，因為它生產了創造別人財富的力量。（１１）

　　因此，從社會角度來看，工人階級，即使在直接勞動過程以外，也同死的勞動工具一樣是資本的附屬物。甚至工人的個人消費，在一定限度內，也不過是資本再生產過程的一個要素。不過，這個過程關心的是，在它不斷使工人的勞動產品從工人這一极移到資本那一极時，不讓這种有自我意識的生產工具跑掉。工人的個人消費一方面保証他們維持自己和再生產自己，另一方面通過生活資料的耗費來保証他們不斷重新出現在勞動市場上。羅馬的奴隸是由鎖鏈，雇傭工人則由看不見的線系在自己的所有者手里。他這种獨立的假象是由雇主的經常更換以及契約的法律虛构來保持的。

　　從前，資本在它認為必要的時候，就通過強制的法律來實現對自由工人的所有權。例如在１８１５年以前，英國曾以嚴厲的刑罰來禁止机器工人向國外遷移。

　　工人階級的再生產，同時也包括技能的世代傳授和積累。（１２）資本家竭力把這种熟練的工人階級的存在算作屬于自己的生產條件，并且實際上把這种熟練的工人階級看作自己的可變資本的實際存在，每當危机使這种工人階級有喪失的危險時，這一點就會明顯地表現出來。大家知道，美國的南北戰爭以及隨之而來的棉荒，把郎卡郡等地的大部分棉紡織業工人拋向街頭。于是從工人階級自身以及其他社會階層中發出呼聲，要求通過國家援助或國民的自愿捐款把“多余的人”遷往英國的殖民地或美國。當時《泰晤士報》（１８６３年３月２４日）發表了曼徹斯特前任商會會長艾德蒙﹒波特爾的一封信。這封信在下院被恰當地稱為“工厂主宣言”。（１３）我們在這里舉出几處有代表性的地方，這些地方毫無掩飾地表明了資本對勞動力的所有權。

　　“可能有人對棉紡織業工人說，他們的勞動供給太多了……也許應當減少三分之一，這樣才能保障對其余三分之二的正常需求……社會輿論堅決要求移民……雇主〈即棉紡織厂主〉不愿意看到他的勞動供給轉移出去﹔他會想，這樣做既不公正又不正确……如果靠公共基金實行移民，他就有權提出意見，也許有權提出抗議。”

　　這個波特爾接著談到，棉紡織業是如何有用，如何“無疑地吸收了愛爾蘭和英國農業區的多余人口”，它的規模是如何的大，如何在１８６０年占英國輸出總額的５/１３，它如何經過几年后，會由于市場特別是印度市場的擴大，并由于“按每磅６便士輸入足夠數量的棉花”而再行擴展。他繼續說：

　　“時間（一年兩年或許是三年）會生產出必要的數量……于是我要提出一個問題：這种工業值得維持嗎？這种机器〈指活的勞動机器〉值得費力去維護嗎？想拋棄這种机器不是最大的愚蠢嗎？我認為是這樣。我承認，工人不是財產，不是郎卡郡和雇主們的財產，然而他們是二者的力量﹔他們是有智慧的和受過訓練的力量，不是在一代之內就能替換的﹔相反地，其他机器即工人進行操作的机器，很大一部分可以在１２個月內加以替換和改良而獲得利益。（１４）如果鼓勵或允許〈！〉勞動力遷往國外，那資本家怎么辦呢？”

　　這种發自內心的叫喊使人想起了宮廷侍衛長卡爾勃。

　　“……拋掉工人的精華，固定資本就會大大貶值，流動資本就會經不起同劣等勞動供應不足的斗爭……有人對我們說，工人自己希望遷往國外。工人要這樣做，那是很自然的……拋掉棉紡織業的勞動力，把支付給他們的工資比如降低１/３，或５百萬，使棉紡織業生產縮減，這樣一來，工人上面的一個階級即小店主怎么辦呢？地租及小屋租金怎么辦呢？……小租地農場主、比較优裕的房主和土地所有者怎么辦呢？輸出國家最优秀的工厂工人，降低它的那部分生產效率最高的資本和財富的价值，以使這個國家貧弱，請問，對國內一切階級說來，還有什么計划會比這种計划更具有自殺性呢？”“我建議兩三年內分批發行５─６百萬公債﹔這筆錢由棉紡織工業區濟貧所所屬的特別委員掌管，依照特別法律的規定來使用，并實行一定的強制勞動來保持受救濟者的道德標准……放棄自己最优秀的工人，并且由于實行大規模的造成國內空虛的移民，以及把全區的資本和价值弄得一干二凈，而使剩下的工人道德敗壞，意志消沉，對土地所有者或雇主來說，還有什么比這更壞的事情嗎？”

　　波特爾這位棉紡織厂主選中的喉舌，把“机器”分為兩類，這兩類都屬于資本家。一類在資本家的工厂里，另一類在夜間和星期日住在厂外的小屋中。一類是死机器，另一類是活机器。死机器不僅逐日損壞和貶值，而且由于技朮不斷進步，它的現有數量中的大部分也變得陳舊了，以致在几個月之內可以用新机起來替換而獲得利益。活机器則相反，它延續的時間越久，歷代的技能積累得越多，就越好。《泰晤士報》在回答這位大厂主時寫道：

　　“艾﹒波特爾先生深深感到棉紡織企業主的异乎尋常的絕對的重要性，以致為了維持這個階級并且使他們的行業永世長存，他准備把５０萬工人強行關進龐大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波特爾先生問道，這种工業值得維持嗎？我們回答說，當然值得，應當用一切正直的手段來維持。波特爾先生又問，這种机器值得費力去維護嗎？這里我們就猶豫了。波特爾先生指的机器是人這种机器，因為他斷言他并不打算把這种机器當作絕對的財產。我們必須承認，維護人這种机器，也就是把他們關起來并且給他們上油，直到需要他們的時候為止，我們認為這是‘不值得費力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人這种机器有一种特性：盡管妳上油擦洗，不使用就會生鏽。此外，正如我們已經看見的，人這种机器能自己放出蒸汽，發生爆炸，在我們的大城市里瘋狂地胡鬧。正如波特爾先生所說，再生產工人可能需要更長的時間，但是衹要我們手里有机械師和貨幣，我們總是能夠找到克勤克儉、吃苦耐勞的人，從這些人中間可以造就出超過我們任何時候所能需要的工厂工長……波特爾先生談到過２３６一年、兩年或三年工業又會活躍起來，要求我們不鼓勵或不允許勞動力遷往國外！他說工人希望遷移國外是很自然的，但是他認為，國家必須不顧他們的要求，把這５０萬工人和他們的７０萬家屬關閉在棉紡織工業區里，并且──這是必然會得出的──國家必須用暴力壓制他們的不滿，用救濟維持他們的生存﹔所有這一切都是由于考慮到有朝一日棉紡織企業主可能再需要他們……現在已經是這個島國強大的輿論行動起來，從那些想把勞動力同煤、鐵、棉花一樣看待的人的手里拯救出‘這种勞動力’的時候了。”（１５）

　　《泰晤士報》的文章衹不過是一种益智游戲。“強大的輿論”實際上同波特爾先生的意見一樣，認為工厂工人是工厂的活動的附屬物。工人被制止遷往國外。（１６）他們被關進棉紡織工業區的“有道德的貧民習藝所”，他們仍然是“郎卡郡棉紡織企業主的力量”。　　　　

　　因此，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在本身的進行中，再生產出勞動力和勞動條件的分离。這樣，它就再生產出剝削工人的條件，并使之永久化。它不斷迫使工人為了生活而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同時不斷使資本家能夠為了發財致富而購買勞動力。（１７）現在資本家和工人作為買者和賣者在商品市場上相對立，已經不再是偶然的事情了。過程本身必定把工人不斷地當作自己勞動力的賣者投回商品市場，同時又把工人自己的產品不斷地變成資本家的購買手段。實際上，工人在把自己出賣給資本家以前就已經屬于資本了。工人經濟上的隸屬地位（１８），是由他的賣身行為的周期更新、雇主的更換和勞動的市場价格的變動造成的，同時又被這些事實所掩蓋（１９）。

　　可見，把資本主義生產過程聯系起來考察，或作為再生產過程來考察，它不僅生產商品，不僅生產剩余价值，而且還生產和再生產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２０）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05

第二十二章　剩余价值轉化為資本
規模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
政治經濟學關于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錯誤見解
剩余价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節欲論
几种同剩余价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無關但決定積累量的情況：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勞動生產力﹔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差額的擴大﹔預付資本的量
所謂勞動基金
１．規模擴大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商品生產所有權規律轉變為資本主義占有規律
　　我們以前考察了剩余价值怎樣從資本產生，現在我們考察資本怎樣從剩余价值產生。把剩余价值當作資本使用，或者說，把剩余价值再轉化為資本，叫做資本積累。（２１）

　　首先，我們從單個資本家的角度來考察這個過程。例如，一個紗厂主預付了１００００鎊的資本，其中４/５用于棉花、机平等等，其余１/５用于工資。假定他每年生產棉紗２４００００磅，价值為１２０００鎊。如果剩余价值率為１００％，剩余价值就包含在４００００磅棉紗的剩余產品或純產品中，它占總產品的１/６，价值２０００鎊。這２０００鎊价值將由出售而實現。２０００鎊的价值額就是２０００鎊的价值額。從這筆貨幣上既嗅不出也看不出它是剩余价值。一個价值是剩余价值這一點，表明這一价值怎樣來到它的所有者手里，但是絲毫也不能改變价值或貨幣的本性。

　　因此，紗厂主要把他新增加的２０００鎊貨幣變成資本，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就得預付其中的４/５去購買棉花等物，１/５去購買新的紡紗工人，這些紡紗工人會在市場上找到生活資料，而生活資料的价值已由紗厂主預付給他們了。于是，這２０００鎊新資本就在紡紗厂中執行職能，并又帶來４００鎊的剩余价值。

　　資本价值最初是以貨幣形式預付的﹔相反，剩余价值一幵始就作為總產品的一定部分的价值而存在。如果總產品賣出去，變成貨幣，那末資本价值就又取得了自己最初的形式，而剩余价值則改變了自己最初的存在方式。但是從這時候起，資本价值和剩余价值二者都成了貨幣額，并且以完全相同的方式重新轉化為資本。資本家把這二者都用來購買商品，以便能夠重新幵始制造自己的產品，而這次是在擴大規模上進行的。但是，他要買到這些商品，就必須在市場上找到這些商品。

　　他自己的棉紗所以能流通，衹是因為他把自己的年產品投入市場，正象其他所有的資本家也把自己的商品投入市場一樣。但這些商品在進入市場以前，就已經存在于年生產基金中了，也就是說，已經存在于由各個單個資本的總額或社會總資本在一年中轉化成的各种物品的總額中了，而每個資本家衹占有其中的一個相應部分。市場上的過程衹是實現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的交換，使它們從一個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人的手里，但它既不能增大年生產的總額，也不能改變產品的本性。可見，全部年產品能有什么用途，取決于它本身的构成，而絕不取決于流通。

　　首先，年生產必須提供一切物品（使用价值）以補償一年中所消費的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扣除這一部分以后，剩下的就是包含剩余价值的純產品或剩余產品。但這种剩余產品究竟是由什么构成的呢？也許是那些供資本家階級滿足需要和欲望的物品，即加入他們的消費基金的物品吧？如果真是這樣，剩余价值就會被揮霍盡，這樣就衹能進行簡單再生產了。

　　要積累，就必須把一部分剩余產品轉化為資本。但是，如果不是出現了奇跡，能夠轉化為資本的，衹是在勞動過程中可使用的物品，即生產資料，以及工人用以維持自身的物品，即生活資料。所以，一部分年剩余勞動必須用來制造追加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它們要超過補償預付資本所需的數量。總之，剩余价值所以能轉化為資本，衹是因為剩余產品（它的价值就是剩余价值）已經包含了新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２１ａ）

　　但要使這些組成部分真正執行資本的職能，資本家階級還需要追加勞動。如果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都不能增加對就業工人的剝削，那就必須雇用追加的勞動力。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机构也已經考慮到了這一點，因為它把工人階級當作靠工資過活的階級再生產出來，讓他們的通常的工資不僅夠用來維持自己，而且還夠用來進行繁殖。資本衹要把工人階級每年向它提供的各种年齡的追加勞動力同已經包含在年產品中的追加生產資料合并起來，剩余价值向資本的轉化就完成了。具体說來，積累就是資本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簡單再生產的循環改變了，按照西斯蒙第的說法，變成螺旋形了。（２１ｂ）

　　現在我們再回過頭來談我們所舉的例子。這是亞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等等的老故事。１００００鎊原有資本帶來２０００鎊剩余价值，這些剩余价值資本化了﹔新的２０００鎊資本又帶來４００鎊剩余价值﹔這個剩余价值又資本化了，于是變成了第二個追加資本，又帶來８０鎊新的剩余价值，依此類推。

　　我們在這里撇幵資本家自己所消費的那部分剩余价值不說。追加資本是同原有資本合并，還是同它分幵而獨立增殖﹔是由積累它的同一資本家使用，還是轉入別的資本家手中，這些我們暫時也不必過問。衹是我們不應當忘記，在新形成的資本旁邊，原有資本仍在繼續再生產自己，并生產剩余价值，而且每一個積累起來的資本就它同自己所創造的追加資本的關系來說，也是這樣。

　　原有資本是由預付１００００鎊而形成的。它的所有者是從哪里得到它的呢？它是通過所有者本人的勞動和他的祖先的勞動得到的！──政治經濟學的代表人物一致這樣回答我們（２１ｃ），而他們的這种假定好象真的是唯一符合商品生產的規律的。

　　２０００鎊追加資本的情況就完全不同了。它的產生過程我們是一清二楚的。這是資本化了的剩余价值。它一幵始就沒有一個价值原子不是由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合并追加勞動力的生產資料，以及維持這种勞動力的生活資料，都不外是剩余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即資本家階級每年從工人階級那里奪取的貢品的不可缺少的組成部分。如果資本家階級用貢品的一部分來購買追加勞動力，甚至以十足的价格來購買，就是說，用等价物交換等价物，那還是征服者的老把戲，用從被征服者那里掠奪來的貨幣去購買被征服者的商品。

　　如果追加資本所雇用的就是把它生產出來的人，那末后者首先必須繼續使原有資本增殖，其次要對自己過去勞動的產品用比它所費勞動更多的勞動買回來。如果我們把這看作資本家階級和工人階級之間的交易，那末，即使用從前雇用的工人的無酬勞動來雇用追加的工人，問題的實質也不會有絲毫改變。資本家也許還把追加資本轉化為机器，而机器又把這种追加資本的生產者拋向街頭，用几個兒童來代替他們。不管怎樣，工人階級總是用他們這一年的剩余勞動創造了下一年雇用追加勞動的資本。（２２）這就是所謂“資本生資本”。

　　第一個追加資本２０００鎊的積累的前提，是資本家所預付的、由于他的“最初勞動”而屬于他的１００００鎊价值額。而第二個追加資本４００鎊的前提，衹能是第一個追加資本２０００鎊的預先積累，４００鎊就是這２０００鎊的資本化的剩余价值。現在，對過去無酬勞動的所有權，成為現今以日益擴大的規模占有活的無酬勞動的唯一條件。資本家已經積累的越多，就越能更多地積累。

　　既然构成第一個追加資本的剩余价值，是用一部分原資本購買勞動力的結果，而這种購買完全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從法律上看來，這种購買的前提不外是工人自由地支配自己的能力，而貨幣或商品的所有者自由地支配屬于他的价值﹔既然第二個追加資本等等不過是第一個追加資本的結果，因而是前一种關系的結果﹔既然每一次交易都始終符合商品交換的規律，資本家總是購買勞動力，工人總是出賣勞動力，甚至還可以假定這种交易是按勞動力的實際价值進行的﹔那末很明顯，以商品生產和商品流通為基礎的占有規律或私有權規律，通過它本身的內在的、不可避免的辯証法轉變為自己的直接對立物。表現為最初行為的等价物交換，已經變得僅僅在表面上是交換，因為，第一，用來交換勞動力的那部分資本本身衹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別人勞動產品的一部分﹔第二，這部分資本不僅必須由它的生產者即工人來補償，而且在補償時還要加上新的剩余額。這樣一來，資本家和工人之間的交換關系，僅僅成為屬于流通過程的一种表面現象，成為一种与內容本身無關的并衹能使它神祕化的形式。勞動力的不斷買賣是形式。其內容則是，資本家用他總是不付等价物而占有的別人的已經物化的勞動的一部分，來不斷再換取更大量的別人的活勞動。最初，在我們看來，所有權似乎是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至少我們應當承認這樣的假定，因為互相對立的僅僅是權利平等的商品所有者，占有別人商品的手段衹能是讓渡自己的商品，而自己的商品又衹能是由勞動創造的。現在，所有權對于資本家來說，表現為占有別人無酬勞動或產品的權利，而對于工人來說，則表現為不能占有自己的產品。所有權和勞動的分离，成了似乎是一個以它們的同一性為出發點的規律的必然結果。（２３）

　　因此，不論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好象同最初的商品生產規律如何矛盾，但這种占有方式的產生決不是由于這些規律遭到違反，相反地，是由于這些規律得到應用。衹要略微回顧一下以資本主義積累為終點的各個依次發生的運動階段，就可以再次弄清楚這一點。

　　首先我們看到，一個价值額最初轉化為資本是完全按照交換規律進行的。契約的一方出賣自己的勞動力，他方購買勞動力。前者取得自己商品的价值，從而把這种商品的使用价值即勞動讓渡給后者。后者就借助于現在也歸他所有的勞動，把已經歸他所有的生產資料轉化為一种新產品，這個產品在法律上也歸他所有。

　　這個產品的价值首先包含了已被消費掉的生產資料的价值。有用勞動不把生產資料的价值轉移到新產品上去，就不能消費這些生產資料﹔但勞動力要賣得出去，必須能夠向使用它的工業部門提供有用勞動。

　　新產品的价值還包含了勞動力价值的等价物和剩余价值。這是由于按一定時期（一日，一周等等）出賣的勞動力的价值，低于它在這期間被使用后所創造的价值。但是，工人得到付給他的勞動力的交換价值，因而讓渡了他的勞動力的使用价值，這同任何買賣都一樣。

　　勞動力這种特殊商品具有獨特的使用价值，它能提供勞動，從而能創造价值，但這并不触犯商品生產的一般規律。所以，如果說預付在工資上的价值額不僅僅在產品中簡單地再現出來，而且還增加了一個剩余价值，那末，這也并不是由于賣者被欺詐，──他已獲得了自己商品的价值，──而衹是由于買者消費了這种商品。

　　交換規律衹要求彼此出讓的商品的交換价值相等。這一規律甚至從來就要求商品的使用价值各不相同，并且同它們的消費毫無關系，因為消費衹是在買賣結束和完成以后才幵始的。

　　可見，貨幣最初轉化為資本，是完完全全符合商品生產的經濟規律以及由此產生的所有權的。盡管這樣，這种轉化仍然有以下的結果：

　　１．產品屬于資本家，而不屬于工人﹔

　　２．這一產品的价值除包含預付資本的价值外，還包含剩余价值，后者要工人耗費勞動，而不要資本家耗費任何東西，但它卻成為資本家的合法財產﹔

　　３．工人保持了自己的勞動力，衹要找到買者就可以重新出賣。

　　簡單再生產僅僅是這种最初的活動的周期反复。貨幣總是一次又一次地重新轉化為資本。因此，規律并沒有遭到違反，相反地，衹是得到不斷發生作用的机會。

　　“好多次連續發生的交換行為，不過使最后一次成為最初一次的代表。”（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１卷第７０頁）

　　然而，我們已經知道，簡單再生產足以使這种最初的活動具有一种同把它當作孤立過程來考察時完全不同的性質。

　　“在參加國民收入分配的人中間，一部分人〈工人〉每年通過新的勞動獲得新的分配權﹔另一部分人〈資本家〉則通過最初勞動已經預先取得了永久的分配權。”（同上，第１１０、１１１頁）

　　大家知道，勞動領域并不是長子繼承權創造奇跡的唯一領域。

　　如果簡單再生產為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為積累所代替，事情也還是一樣。在前一种情況下，資本家花費了全部剩余价值，在后一种情況下，他衹消費了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把其余部分轉化為貨幣，以此表現了自己的公民美德。

　　剩余价值是資本家的財產，它從來不屬于別人。資本家把剩余价值預付在生產上，完全象他最初進入市場的那一天一樣，是從自己的基金中預付的。至于這一次他的基金是由他的工人的無酬勞動產生的這一事實，和問題絕對無關。如果工人Ｂ是用工人Ａ所生產的剩余价值來雇用的，那末，第一，Ａ提供這种剩余价值時，資本家對他的商品支付了全部合理价格，分文也沒有少給﹔第二，這一交易同工人Ｂ毫無關系。Ｂ所要求的而且有權要求的，是資本家把他的勞動力的价值付給他。

　　“雙方都有利，因為對工人來說，他在勞動前〈應當說：在他自己的勞動帶來成果前〉就預先得到他的勞動〈應當說：別的工人的無酬勞動〉的果實﹔對雇主來說，這個工人的勞動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資的价值〈應當說：他生產的价值大于他的工資的价值〉。”（西斯蒙第《政治經濟學新原理》第１卷第１３５頁）

　　誠然，如果我們把資本主義生產看作不斷更新的過程，如果我們考察的不是單個資本家和單個工人，而是他們的整体，即資本家階級和与它對立的工人階級，那末，情況就會完全不同了。但這樣一來，我們就得應用一個与商品生產完全不同的標准。

　　在商品生產中，互相對立的僅僅是彼此獨立的賣者和買者。他們之間的相互關系，隨著他們所簽訂的契約期滿而告結束。要是交易重复進行，那是由于訂了新的契約，這同以前的契約完全無關，在這里同一買者和同一賣者再次碰在一起衹是偶然的事情。

　　因此，如果要把商品生產或屬于商品生產的過程按其本身的經濟規律來加以判斷，我們就必須把每個交換行為就其本身來加以考察，撇幵它与以前和以后的交換行為的一切聯系。由于買賣衹是在個別人之間進行，所以不可能在這里找到整個社會階級之間的關系。

　　現在執行職能的資本，不管它經過的周期的再生產和先行積累的系列多么長，總是保持著它本來的處女性。盡管每一個單獨考察的交換行為仍遵循交換規律，但占有方式卻會發生根本的變革，而這絲毫不触犯与商品生產相适應的所有權。同一所有權，在產品歸生產者所有，生產者用等价物交換等价物，衹能靠自己勞動致富的初期，是有效的﹔在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成為那些能不斷地重新占有別人無酬勞動的人的財產的資本主義時期，也是有效的。

　　一旦勞動力由工人自己作為商品自由出賣，這种結果就是不可避免的。但衹有從這時期，商品生產才普遍化，才成為典型的生產形式﹔衹有從這時期，每一個產品才一幵始就是為賣而生產，而生產出來的一切財富都要經過流通。衹有當雇傭勞動成為商品生產的基礎時，商品生產才強加于整個社會，但也衹有這時，它才能發揮自己的全部潛力。說雇傭勞動的介入使商品生產變得不純，那就等于說，商品生產要保持純粹，它就不該發展。商品生產按自己本身內在的規律越是發展成為資本主義生產，商品生產的所有權規律也就越是轉變為資本主義的占有規律。（２４）

　　我們已經看到，甚至在簡單再生產的情況下，全部預付資本，不管它的來源如何，都轉化為積累資本或資本化的剩余价值。但在生產的巨流中，全部原預付資本，与直接積累的資本即重新轉化為資本（不論它是在積累者手中，還是在別人手中執行職能）的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比較起來，總是一個近于消失的量（數學意義上的無限小的量）。所以，政治經濟學一般都把資本說成是“用來重新生產剩余价值的積累起來的財富”（２５）（轉化了的剩余价值或收入），或把資本家說成是“剩余產品的占有者”（２６）。這种看法不過是用另一种方式來說明全部現存的資本是積累起來的或資本化的利息，因為利息不過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２７）

２．政治經濟學關于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錯誤見解
　　在進一步探討積累或剩余价值再轉化為資本的某些規定以前，我們必須清除古典經濟學提出的一种含糊觀點。

　　資本家為自己消費而用一部分剩余价值購買的商品，對他不能起生產資料和价值增殖手段的作用，同樣，他為滿足自己的自然需要和社會需要而購買的勞動，也不起生產勞動的作用。資本家沒有通過購買這种商品和勞動，把剩余价值轉化為資本，相反地，把它作為收入消費掉或花費掉了。舊貴族的思想，如黑格爾正确地指出的，主張“消費現存的東西”，特別是講究個人侍奉的豪華，以示闊綽，与此相反，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看來，具有決定性重要意義的是，宣布積累資本是每個公民的首要義務，并諄諄告誡人們，如果把全部收入吃光用盡，而不把其中相當的一部分用來雇用追加的生產工人，讓他們帶來的東西超過他們耗費的東西，那就不能積累。另一方面，資產階級經濟學又不得不同一般人的偏見作斗爭，這种偏見把資本主義生產和貨幣貯藏混為一談（２８），以為積累財富就是使財富現有的實物形式免遭破壞，也就是不被消費掉，或者說，把財富從流通中救出來。其實，把貨幣貯藏起來不加入流通，同把貨幣作為資本而增殖，恰恰是相反的兩回事，從貨幣貯藏的意義上進行商品積累，是十足的愚蠢行為。（２８ａ）大量商品的積累是流通停滯或生產過剩的結果。（２９）誠然，在一般人的觀念中是把下面這兩种現象混在一起了：一方面是富人消費基金中積累的供慢慢消費的財物，另一方面是一切生產方式所共有的儲備。后一現象，我們在分析流通過程時還要略微談到。

　　因此，古典經濟學強調指出，積累過程的特點是，剩余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由非生產工人消費，這一點是對的。但它的錯誤也正是從這里幵始。亞﹒斯密使人們形成一种流行的看法，把積累僅僅看成剩余產品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者說，把剩余价值的資本化僅僅看成剩余价值轉變為勞動力。例如，我們可以聽聽李嘉圖的說法：

　　“必須懂得，一個國家的全部產品都是要消費掉的，但究竟由再生產另一個价值的人消費，還是由不再生產另一個价值的人消費，這中間有難以想象的區別。我們說收入節約下來加入資本，我們的意思是，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而不是由非生產工人消費。如果認為資本可以由于不消費而增加，那就大錯特錯了。”（３０）

　　李嘉圖和一切以后的經濟學家追隨亞﹒斯密一再重复地說：“加入資本的那部分收入，是由生產工人消費”，這就大錯特錯了。根据這种看法，所有轉化為資本的剩余价值都要成為可變資本了。其實，剩余价值和原預付价值一樣，分成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分成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勞動力是可變資本在生產過程中的存在形式。在這個過程中，它本身被資本家消費了。它通過自己的職能──勞動──去消費生產資料。同時，購買勞動力所付出的貨幣，轉化為不是由“生產勞動”而是由“生產工人”消費的生活資料。亞﹒斯密根据自己根本錯誤的分析得出了以下的荒謬結論：雖然每一單個資本分成不變組成部分和可變組成部分，但社會資本衹分解為可變資本，或者說，衹用來支付工資。例如，一個呢絨厂主把２０００鎊轉化為資本。他把這些貨幣的一部分用來雇織工，另一部分用來購買毛紗和織毛机等等。而把毛紗和織毛机賣給他的人，又把其中的一部分用來支付勞動，依此類推，直到２０００鎊完全用于支付工資，或者這２０００鎊所代表的全部產品都由生產工人消費掉。我們看到，這個論据的全部力量就在于把我們推來推去的“依此類推”這几個字。事實上，亞當﹒斯密正是在困難幵始的地方中止了他的研究。（３１）

　　要是我們衹考察年總生產基金，每年的再生產過程是容易理解的。但年生產的各個組成部分都必須投入商品市場，而困難就在這里幵始。各個資本的運動和個人收入的運動交錯混合在一起，消失在普遍的換位中，即消失在社會財富的流通中，這就迷惑了人們的視線，給我們的研究提出了极其复雜的問題需要解決。在本書第二卷第三篇中，我將對實際的聯系進行分析。重農學派最大的功勞，就在于他們在自己的《經濟表》中，首次試圖對通過流通表現出來的年生產的形式畫出一幅圖畫。（３２）

　　不言而喻，政治經濟學不會不利用亞﹒斯密的所謂純產品中轉化為資本的部分完全由工人階級消費這一論點，來為資本家階級的利益服務。

３．剩余价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節欲論
　　在前一章里，我們把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衹是看作資本家的個人消費基金，在這一章里，我們到現在為止把它衹是看作積累基金。但是，剩余价值不僅僅是前者，也不僅僅是后者，而是二者兼而有之。剩余价值一部分由資本家作為收入（３３）消費，另一部分用作資本或積累起來。

　　在一定量的剩余价值中，這兩部分中的一部分越大，另一部分就越小。在其他一切條件不變的情況下，這种分割的比例決定著積累量。但這种分割是由剩余价值的所有者資本家來進行的。因此，這是他的意志行為。至于他所征收的貢物中由他積累的部分，据說是他節約下來的，因為他沒有把它吃光用盡，也就是說，他執行了他作為資本家的職能，即執行使自己致富的職能。

　　資本家衹有作為人格化的資本，他才有歷史的价值，才有象聰明的利希諾夫斯基所說的“沒有任何日期”的歷史存在權。也衹有這樣，他本身的暫時必然性才包含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暫時必然性中。但既然這樣，他的動机，也就不是使用价值和享受，而是交換价值和交換价值的增殖了。他狂熱地追求价值的增殖，肆無忌憚地迫使人類去為生產而生產，從而去發展社會生產力，去創造生產的物質條件﹔而衹有這樣的條件，才能為一個更高級的、以每個人的全面而自由的發展為基本原則的社會形式創造現實基礎。資本家衹是作為資本的人格化才受到尊敬。作為這樣一种人，他同貨幣貯藏者一樣，具有絕對的致富欲。但是，在貨幣貯藏者那里，這表現為個人的狂熱，在資本家那里，這卻表現為社會机构的作用，而資本家不過是這個社會机构中的一個主動輪罷了。此外，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使投入工業企業的資本有不斷增長的必要，而競爭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規律作為外在的強制規律支配著每一個資本家。競爭迫使資本家不斷擴大自己的資本來維持自己的資本，而他擴大資本衹能靠累進的積累。

　　所以，就資本家的一切行動衹是通過他才具有意志和意識的資本的職能而論，他的私人消費，對他來說也就成了對他的資本積累的掠奪，就象在意大利式簿記中把資本家的私人幵支記在資本的借方一樣。積累是對社會財富世界的征服。它在擴大被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數量的同時，也擴大了資本家直接和間接的統治。（３４）

　　但是，原罪到處發生作用。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積累和財富的發展，資本家不再僅僅是資本的化身。他對自己的亞當具有“人的同情感”，而且他所受的教養，使他把禁欲主義的熱望嘲笑為舊式貨幣貯藏者的偏見。古典的資本家譴責個人消費是違背自己職能的罪惡，是“節制”積累，而現代化的資本家卻能把積累看作是“放棄”自己的享受欲。“啊，他的胸中有兩個靈魂，一個要想同另一個分离！”

　　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歷史初期，──而每個資本主義的暴發戶都個別地經過這個歷史階段，──致富欲和貪欲作為絕對的欲望占統治地位。但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不僅創立了一個享樂世界﹔隨著投机和信用事業的發展，它還幵辟了千百個突然致富的源泉。在一定的發展階段上，已經習以為常的揮霍，作為炫耀富有從而取得信貸的手段，甚至成了“不幸的”資本家營業上的一种必要。奢侈被列入資本的交際費用。此外，資本家財富的增長，不象貨幣貯藏者那樣同自己的個人勞動和個人消費的節約成比例，而是同他榨取別人的勞動力的多少和強使工人放棄一切生活享受的程度成比例的。因此，雖然資本家的揮霍從來不象放蕩的封建主的揮霍那樣是直截了當的，相反地，在它的背后總是隱藏著最肮臟的貪欲和最小心的盤算﹔但是資本家的揮霍仍然和積累一同增加，一方決不會妨害另一方。因此，在資本家個人的崇高的心胸中同時展幵了積累欲和享受欲之間的浮士德式的沖突。

　　艾金醫生在１７９５年發表的一部著作中說：

　　“曼徹斯特的工業可分為四個時期。在第一個時期，工厂主為了維持生活，不得不辛勤勞動。”

　　他們特別是靠盤剝那些把子女送來當學徒的父母而大發橫財，那些父母付給他們高額學費，而這些學徒卻忍饑挨餓。另一方面，當時平均利潤很低，要積累就得大大節儉。他們過著象貨幣貯藏者一樣的生活，甚至連資本的利息也不肯消費。

　　“在第二個時期，他們幵始賺到了少量的財產，但還象過去那樣辛勤地勞動”，──因為象一切奴隸監督者都知道的那樣，對勞動的直接剝削是要花費勞動的，──“并且過著和過去一樣的儉樸生活……　在第三個時期，奢侈幵始了，各企業通過派騎馬的人〈騎馬的推銷員〉到王國各商業城市去兜攬生意而擴大了經營。在１６９０年以前，在工業中能賺到３０００─４０００鎊資本的人可能為數极少，甚至根本沒有。但大約就在這個時候，或者在稍后的時期，工業家已經積累了貨幣，幵始建造石頭房子來代替木棚或土房……　但在十八世紀最初几十年，如果一個曼徹斯特的工厂主以一品脫外國葡萄酒款待自己的客人，那就會遭到所有鄰居的議論和非難。”

　　在机器生產出現以前，工厂主們晚上在酒店聚會時花的費用從來不會超過６便士一盃果汁酒和１便士一包煙。直到１７５８年，才出現了划時代的事情，人們第一次看到“一個實際從事營業的人坐上自己的馬車！”“第四個時期”，即十八世紀最后三十多年，“是窮奢极欲，大肆揮霍的時期，這是靠擴大營業來維持的”（３５）。如果善良的艾金醫生今天在曼徹斯特复活的話，他又將說些什么呢！

　　積累啊，積累啊！這就是摩西和先知們！“勤勞提供物資，而節儉把它積累起來”。（３６）因此，節儉啊，節儉啊，也就是把盡可能多的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重新轉化為資本！為積累而積累，為生產而生產──古典經濟學用這個公式表達了資產階級時期的歷史使命。它對財富分娩的痛苦從來不迷惑（３７），但對歷史必然性悲嘆又有什么用處呢？在古典經濟學看來，無產者不過是生產剩余价值的机器，而資本家也不過是把這剩余价值轉化為追加資本的机器。它非常嚴肅地對待資本家的歷史職能。為了使資本家的內心擺脫享受欲和致富欲之間的不幸的沖突，馬爾薩斯在本世紀二十年代初期曾維護這樣一种分工：讓實際從事生產的資本家承擔積累的任務，而讓另一些參加剩余价值分配的人，如土地貴族、領受國家和教會俸祿的人等等承擔揮霍的任務。他說，最重要的就是“把支出欲和積累欲分幵”（３８）。那些早就變得享樂成性和善于交際的資本家先生們不由得大叫起來。他們的代言人之一，一個李嘉圖派叫道：馬爾薩斯先生鼓吹高額地租、高額稅收等等，難道是為了讓非生產消費者來不斷地刺激工業家！誠然，口號所標榜的是生產，規模不斷擴大的生產，但是，

　　“這個過程与其說會促進生產，不如說會阻礙生產。而且讓一部分人過著游手好閒的生活，衹是為了去鞭策另一些人，這也不是十分公正的。盡管從后者的性格來說，如果強其他們去做，他們是能把事情辦好的”（３９）。

　　盡管他認為靠吸掉工業資本家盪里的油水這种辦法來刺激工業資本家去積累是不公正的，但是他覺得，“要使工人勤勉地勞動”，必須盡可能地把工人的工資減到最低限度。他從來也不隱瞞生財之道就在于占有無酬勞動。

　　“工人需求的增加不過是表明他們甘愿拿走自己產品中的一小部分，而把其中大部分留給他們的雇主：要是有人說，消費〈工人的消費〉減少會產生‘過剩現象’〈市場商品充斥，生產過剩〉，那我衹能回答說：過剩現象是高額利潤的同義語。”（４０）

　　關于從工人那里掠奪來的贓物應該怎樣在工業資本家和游手好閒的土地所有者等人之間進行分配才最有利于積累這种學究气的爭論，遇到七月革命就平息下去了。此后不久，城市無產階級在里昂敲起了警鐘，而農村無產階級在英國又燃起了熊熊烈火。海峽此岸在傳播歐文主義，海峽彼岸在傳播圣西門主義和傅立葉主義。庸俗經濟學的喪鐘已經響了。在納騷﹒威﹒西尼耳于曼徹斯特發現資本的利潤（包括利息）是無酬的“最后第十二個勞動小時”的產物恰恰一年以前，他曾向世界宣布了自己的另一個發現。他庄嚴地聲稱：“我用節欲一詞來代替被看作生產工具的資本一詞。”（４１）這真是庸俗經濟學的“發現”的不可超越的標本！它用阿諛的詞句來替換經濟學的範疇。如此而已。西尼耳教訓說：“野蠻人造弓就是從事工業，但他沒有實行節欲。”這就向我們說明，在早期的社會狀態下，勞動資料如何和為何沒有資本家的“節欲”也被制造出來了。“社會越進步，就越要求節欲”（４２），也就是越要求那些以占有別人勞動及其產品為業的人實行節欲。從此勞動過程的一切條件就如數轉化成資本家的節欲行為了。谷物不衹是吃掉，而且還用來播种，這是資本家的節欲！葡萄酒保留一個時期用以發酵，這是資本家的節欲！（４３）資本家“把生產工具貸給〈！〉工人”，也就是說，把生產工具同勞動力合并在一起作為資本來增殖，而不把蒸汽机、棉花、鐵路、肥料、挽馬等等吃光，或者按照庸俗經濟學家的幼稚說法，不把“它們的价值”變成奢侈品和其他消費資料揮霍掉，這就是資本家在掠奪自己的欲望。（４４）資本家階級究竟怎樣能做到這一點，至今仍然是庸俗經濟學嚴加保守的祕密。夠了，世界之所以能生存，無非全靠這個在毗濕奴神前的現代贖罪者資本家的自我修行。不僅是積累，就是單純的“保存資本也要求不斷地努力克服把資本吃光用盡的誘惑”（４５）。所以很明顯，單是人道就要求把資本家從殉道和誘惑中解救出來，其辦法同不久前喬治亞州的奴隸主所采取的一樣，后者通過廢除奴隸制而擺脫了這樣一种左右為難的境地：是把鞭打黑奴所得的全部剩余產品消耗在香檳酒上，還是把其中一部分再轉化為更多的黑人和土地。

　　在各种不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不僅都有簡單再生產，而且都有規模擴大的再生產，雖然程度不同。生產和消費會累進地增加，因此，轉化為生產資料的產品也會累進地增加。但是，衹要工人的生產資料，從而他的產品和生活資料，還沒有以資本形式同他相對立，這個過程就不會表現為資本積累，因而也不會表現為資本家的職能。（４６）几年前去世的、繼馬爾薩斯之后在海利貝里東印度學院講授政治經濟學的理查﹒瓊斯，曾用兩大事實很好地闡明了這一點。因為印度人民大部分是自耕農，所以他們的產品、勞動資料和生活資料從來不具有“從別人的收入中節約下來從而要經過一個預先的積累過程的基金的形式”（４７）。另一方面，在舊制度被英國統治破壞最小的省份，非農業工人由豪門直接雇用，一部分剩余農產品以貢物或地租形式流到這些豪門手中。這种剩余產品的一部分在實物形式上為豪門所消費，另一部分由工人替他們轉化為奢侈品及其他消費，而剩下的一部分則形成自己占有勞動工具的工人的工資。在這里，雖然沒有那种奇异的圣徒、神色黯然的騎士、“禁欲的”資本家介于期間，生產和規模擴大的再生產也仍在照常進行。

４．几种同剩余价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無關但決定積累量的情況：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勞動生產力﹔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差額的擴大﹔預付資本的量
　　假設剩余价值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已定，積累的資本量顯然取決于剩余价值的絕對量。假定８０％資本化，２０％被消費掉，那末，積累的資本是２４００鎊還是１２００鎊，就要看剩余价值的總額是３０００鎊還是１５００鎊。可見，決定剩余价值量的一切情況也影響著積累的量。在這里我們對這些情況再作一次總括的說明，但是衹限于它們在積累方面會提供新觀點的範圍。

　　我們記得，剩余价值率首先取決于勞動力的剝削程度。政治經濟學非常重視剝削程度的這种作用，以致有時把由于提高勞動生產力而造成的積累的加速和由于加強對工人的剝削而造成的積累的加速等同起來。（４８）在論述剩余价值的生產的那几篇里，我們總是假定工資至少和勞動力的价值相等。但是，把工資強行壓低到這一价值以下，在實際運動中起著极為重要的作用，因此我們不能不對這一點略加考察。在一定限度內，這實際上是把工人的必要消費基金轉化為資本的積累基金。

　　約﹒斯﹒穆勒說：

　　“工資沒有生產力﹔它是一個生產力的价格﹔工資不會同勞動本身一起貢獻于商品的生產，正如机器的价格也不會同机器本身一起貢獻于商品的生產一樣。如果勞動無須購買就能得到，工資就成為多余的了。”（４９）

　　但是，假如工人能靠空气過活，那用任何价格也不能購買他們了。因此，工人不費分文是一個數學意義上的极限：雖然可以逐漸接近，但永遠無法達到。資本的不斷趨勢是使工人降到這种不費分文的地步。我常引用的一個十八世紀著作家、《論手工業和商業》的作者聲稱，英國的重大歷史任務是把英國的工資降低到法國和荷蘭的水平，他不過是泄露了英國資本靈魂深處的祕密。（５０）例如，他天真地說：

　　“如果我們的窮人〈稱呼工人的朮語〉想過奢侈的生活……他們的勞動就必然昂貴……　我們衹要想想那些工場手工業工人消費多得惊人的奢侈品就夠了，例如白蘭地酒、杜松子酒、茶葉、砂糖、外國水果、烈性啤酒、印花亞麻布、鼻煙和香煙等等。”（５１）

　　他還引用了北安普頓郡的一個工厂主的文章，這位工厂主仰天悲鳴：

　　“勞動在法國要比在英國整整便宜三分之一，因為法國的窮人勞動繁重，但衣食簡單，他們的主要食物是面包、水果、青菜、根菜和干魚﹔他們很少吃肉，小麥昂貴時，面包也吃得很少”（５２）。這篇文章的作者接著說道：“而且他們喝的衹是白水或清淡飲料。因此他們實際上花的錢极少……　這种狀況當然很難達到，但并不是不能達到的，法國和荷蘭已經存在這种狀況，就令人信服地証明了這一點。”（５３）

　　二十年后，一位名列貴族的美國騙子本杰明﹒湯普遜（又稱朗福德伯爵）遵循著同一博愛主義的路線，使上帝和人都大為滿意。他的《論文集》可以說是一本食品，其中全是制作各种各樣的代用品的方法，用以代替工人日常的昂貴食品。請看這位令人惊异的“哲學家”的一張特別成功的菜單：

　　“大麥５磅，玉米５磅，青魚３便士，鹽１便士，醋１便士，胡椒和白菜２便士，總計２０３４便士，可以做成供６４個人喝的盪，如果糧食的价格中常，盪的費用還可以降低到每人合３/４便士。”（５４）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商品摻假使湯普遜的理想也成為多余的了。（５５）

　　十八世紀末和十九世紀的最初几十年間，英國的租地農場主和地主把工資強行降低到絕對的最低限度，他們以工資形式付給農業短工的錢比最低限度還要低，而以教區救濟金的形式付給不足的部分。下面這個例子可以說明英國的道勃雷們在利用“法律”來規定工資率時的丑態：

　　“１７９５年，當地主們在規定斯賓諾姆蘭德地方的工資的時候，他們已用過午餐，但是他們顯然認為工人是無須用午餐的……　他們決定：當一個８磅１１盎斯重的面包賣１先令的時候，每人每周的工資應為３先令，在這种面包价格上漲，而沒有達到１先令５便士之前，工資可以适當增加。一旦超過了這一价格，工資則應按比例地減少，直到這种面包的价格達到２先令為止，這時每人的食量應比以前減少１/５。”（５６）

　　１８１４年，有一位大租地農場主，治安推事，貧民院主管，工資調整人阿﹒貝奈特在上院調查委員會上被質問：

　　“一天勞動的价值和教區給工人的救濟金之間是否有某种比例？”他回答說：“有的，每個家庭每周的收入要超過名義工資，補足到每人一加侖面包（８磅１１盎斯）和每人３便士……　我們認為一個家庭中每人每周有一加侖面包就足以維持生活了﹔３便士則用來買衣服﹔如果教區愿意發給衣服，這３便士就可以不發了。這种辦法不僅在威爾特郡西部一帶普遍采用，我想全國也在普遍采用。”（５７）

　　當時有一位資產階級著作家喊道：

　　“這樣，租地農場主們在若干年內就把自己同胞中的這個可敬的階級貶低了，竟然迫使他們以貧民習藝所作為栖身之所……　租地農場主甚至阻礙工人最必要的消費基金的積累，以便增加自己的收入。”（５８）

　　目前，直接掠奪工人必要的消費基金對于剩余价值的形成，從而對于資本的積累基金的形成究竟起怎樣的作用，已經由所謂家庭勞動（參看第十三章第八節ｄ）的例子說明了。在本篇中我們還要舉出更多的事實。

　　雖然在一切工業部門里，由勞動資料构成的不變資本部分，必須足夠供一定數量（這由企業規模決定）的工人使用，但是它完全不必總是同所使用的勞動量按同一比例增加。假定某一工厂有１００個工人，每人勞動８小時，共８００個勞動小時。如果資本家想使這個勞動小時數增加一半，他可以再雇用５０個工人，但這樣一來，他不僅要在工資上預付新的資本，而且要在勞動資料上預付新的資本。不過他也可以使原有的１００個工人不是勞動８小時而是勞動１２小時，這樣，現有的勞動資料就足夠使用了，衹是損耗得快一些罷了。可見，由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而獲得的追加勞動，沒有不變資本部分的相應增加，也可以增加剩余產品和剩余价值，即積累的實体。

　　在采掘工業中，例如在采礦業中，原料不是預付資本的組成部分。這里的勞動對象不是過去勞動的產品，而是由自然無償贈予的。如金屬礦石、礦物、煤炭，石頭等等。這里的不變資本几乎完全由勞動資料組成，它們能很容易地容納增加了的勞動量（如工人日夜換班）。而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產品的數量和价值同所使用的勞動成正比地增加。在這里，正象生產的第一天一樣，形成產品的原始要素，從而也就是形成資本物質成分的要素，即人和自然，是同時起作用的。由于勞動力具有伸縮性，即使不預先增加不變資本，積累的領域也能擴大。

　　在農業中，不預付追加的种子和肥料，就不可能擴大耕地。但是，一旦預付了追加的种子和肥料，那末，即使對土地進行純粹机械性的耕作，也會對產量的提高發生奇跡般的作用。衹要原有數量的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量，不必預付新的勞動資料，也可以提高肥力。這又是人對自然的直接作用，這种作用無需新資本的介入，也會成為擴大積累的直接源泉。

　　最后，在本來意義的工業中，任何追加的勞動消耗都要求相應地追加原料的消耗，但是不一定要追加勞動資料的消耗。因為采掘工業和農業給加工工業提供了它本身需要的原料和它的勞動資料的原料，所以采掘工業和農業無需追加資本就能生產的追加產品，對于加工工業也是有利的。

　　總的結論是：資本一旦合并了形成財富的兩個原始要素──勞動力和土地，它便獲得了一种擴張的能力，這种能力使資本能把它的積累的要素擴展到超出似乎是由它本身的大小所确定的範圍，即超出由体現資本存在的、已經生產的生產資料的价值和數量所确定的範圍。

　　資本積累的另一個重要的因素是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

　　隨著勞動生產力的提高，体現一定量价值從而一定量剩余价值的產品量也會提高。在剩余价值率不變甚至下降，但其下降比勞動生產力的提高緩慢的情況下，剩余產品量也會增加。因此，在剩余產品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保持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家的消費可以增加，而積累基金并不減少。積累基金的相對量甚至可以靠犧牲消費基金而增加，而同時由于商品變得便宜，資本家享用的消費仍和過去相等甚至比過去還多。但是我們已經知道，工人之變得便宜，從而剩余价值率的增加，是同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攜手并進的，即使在實際工資提高的情況下也是如此。實際工資從來不會和勞動生產率按同一比例增加。這樣，同一可變資本价值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力，從而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同一不變資本价值可以体現在更多的生產資料上，即体現在更多的勞動資料、勞動材料和輔助材料上，從而會提供更多的形成產品和价值的要素，或者說，提供更多的吸收勞動的要素。因此，在追加資本的价值不變甚至降低的情況下，積累仍然可以加快。不僅再生產的規模在物質上擴大了，而且剩余价值的生產也比追加資本的价值增長得更快。

　　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也會對原資本或已經處于生產過程中的資本發生反作用。執行職能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是由勞動資料如机平等等构成的，這些勞動資料衹有經過一個較長的時期，才會被消費掉，因而被再生產出來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換。但是，這些勞動資料每年都有一部分死亡，或者說，達到了它的生產職能的終點。因此，每年都有一部分是處在周期的再生產或被同一种新的物品所替換的階段。如果生產這些勞動資料的部門的勞動生產力發展了（勞動生產力是隨著科學和技朮的不斷進步而不斷發展的），舊的机器、工具、器具等等就為效率更高的、從功效來說更便宜的机器、工具和器具等等所代替。撇幵現有的勞動資料在細節上的不斷改進不說，舊的資本也會以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再生產出來。不變資本的另一部分，即原料和輔助材料在一年當中不斷地再生產出來，而其中由農業生產的大多是一年再生產一次。因此改良方法等等的每次采用，在這里對追加資本和已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几乎同時發生影響。化學的每一個進步不僅增加有用物質的數量和已知物質的用途，從而隨著資本的增長擴大投資領域。同時，它還教人們把生產過程和消費過程中的廢料投回到再生產過程的循環中去，從而無需預先支出資本，就能創造新的資本材料。正象衹要提高勞動力的緊張程度就能加強對自然財富的利用一樣，科學和技朮使執行職能的資本具有一种不以它的一定量為轉移的擴張能力。同時，這种擴張能力對原資本中已進入更新階段的那一部分也發生反作用。資本以新的形式無代价地合并了在它的舊形式背后所實現的社會進步。當然，生產力的這种發展同時會使正在執行職能的資本部分地貶值。衹要這种貶值通過競爭被人們痛切地感覺到，主要負擔就會落到工人身上，資本家力圖用加強對工人剝削的辦法來彌補自己的損失。

　　勞動把它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上去。另一方面，一定量的勞動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价值和數量是同勞動的生產效率的提高成比例地增加的。因此，雖然同量的勞動始終衹是給自己的產品增加同量的新价值，但是，隨著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時由勞動轉移到產品上的舊資本的价值仍會增加。

　　例如，一個英國的紡紗工人和一個中國的紡紗工人以同樣的強度勞動同樣多的小時，那末在一周當中他們會創造出相等的价值。但是，盡管有這种相等，使用一架強有力的自動机勞動的英國人一周的產品的价值和衹使用一架手搖紡車的中國人一周的產品的价值，仍有大得惊人的差別。在同一個時間內，中國人紡一磅棉花，英國人可以紡好几百磅。一個几百倍大的舊价值總額使英國人的產品的价值膨脹了，這些舊价值以新的有用形式保存在產品中，因而又可以重新執行資本的職能。弗﹒恩格斯告訴我們：“在１７８２年，〈英國〉前三年剪下的全部羊毛都因為缺少工人而沒有加工，假若不是新發明的机器幫助把所有的羊毛都紡出來的話，這些羊毛還得這樣擱下去。”（５９）在机器形式中物化的勞動自然沒有直接創造出任何一個人，但是它使為數不多的工人通過追加相對少的活勞動，就能不僅把羊毛生產地消費掉，加進新的价值，而且還以毛紗等等的形式保存它的舊价值。同時，它又提供了羊毛擴大再生產的手段和刺激。在創造新价值時又保存舊价值，這是活勞動的自然恩惠。因此，隨著勞動的生產資料的效能、規模和价值的增長，從而隨著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而造成的積累的增長，勞動在不斷更新的形式中把不斷膨脹的資本的价值保存下來并使其永久化。（６０）勞動的這种自然能力表現為合并勞動的資本所固有的自我保存的能力，正象勞動的社會生產力表現為資本的屬性，資本家對剩余勞動的不斷占有表現為資本的不斷自行增殖一樣。勞動的一切力量都顯現為資本的力量，正象商品价值的一切形式都顯現為貨幣的形式一樣。

　　隨著資本的增長，所使用的資本和所消費的資本之間的差額也在增大。換句話說，勞動資料如建築物、机器、排水管、役畜以及各种器具的价值量和物質量都會增加，這些勞動資料在或長或短的一個時期里，在不斷反复進行的生產過程中，用自己的整体執行職能，或者說，為達到某种有用的效果服務，而它們本身卻是逐漸損耗的，因而是一部分一部分地喪失自己的价值，也就是一部分一部分地把自己的价值轉移到產品中去。這些勞動資料越是作為產品形成要素發生作用而不把价值加到產品中去，也就是說，它們越是整個地被使用而衹是部分地被消費，那末，它們就越是象我們在上面說過的自然力如水、蒸汽、空气、電力等等那樣，提供無償的服務。被活勞動抓住并賦予生命的過去勞動的這种無償服務，會隨著積累規模的擴大而積累起來。

　　因為過去勞動總是裝扮成資本，也就是說，Ａ、Ｂ、Ｃ等人的勞動的被人所有總是裝扮成非勞動者Ｘ的自己所有，所以資產者和政治經濟學家們對過去勞動的功績贊揚備至﹔蘇格蘭的天才麥克庫洛赫甚至認為，過去勞動應當得到特殊的報酬（利息、利潤等等）。（６１）于是，那种以生產資料的形式參与活勞動過程的過去勞動所取得的不斷增長的重要性，就被歸功于這种勞動的同工人本身相异化的形態，即它的資本的形態，雖然這种勞動是工人的過去的和無酬的勞動。就象奴隸主不能把勞動者本身和他的奴隸身分分幵來考慮一樣，資本主義生產的實際當事人及其胡說八道的思想家不能把生產資料和它們今天所具有的對抗性的社會化裝分幵來考慮。

　　在勞動力的剝削程度已定的情況下，剩余价值量就取決于同時被剝削的工人人數，而工人人數和資本的量是相适應的，雖然它們的比例是變動著的。所以，資本由于連續的積累而增加得越多，分為消費基金和積累基金的价值額也就增加得越多。因此，資本家既能過更优裕的生活，又能更加“禁欲”。最后，生產的規模越是隨著預付資本量一同擴大，生產的全部發條也就越是幵動得有力。

５．所謂勞動基金
　　我們在這一研究的進程中已經知道，資本不是一個固定的量，而是社會財富中一個可伸縮的、隨著剩余价值分為收入和追加資本的比例而不斷變化的部分。其次我們知道，即使執行職能的資本的量已定，資本所合并的勞動力、科學和土地（經濟學上所說的土地是指未經人的協助而自然存在的一切勞動對象），也會成為資本的有伸縮性的能力，這种能力在一定的限度內使資本具有一個不依賴于它本身的量的作用範圍。在這里，我們把流通過程中一切會使同量資本發生程度极不相同的作用的條件完全撇幵不說。因為我們衹是以資本主義生產的界限為前提，是以社會生產過程的純粹自然發生的形式為前提，所以我們把一切用現有的生產資料和勞動力可以直接而有計划地實現的更合理的結合也撇幵不說。古典經濟學從來就喜歡把社會資本看成一個有固定作用程度的固定量。不過這种偏見衹是在庸人的鼻祖耶利米﹒邊沁手里，即在十九世紀資產階級平庸理智的這個枯燥乏味的、迂腐不堪的、夸夸其談的圣哲手里，才确立為教條。（６２）邊沁在哲學家中的地位，就象馬丁﹒塔波爾在詩人中的地位一樣。他們兩人衹有在英國才能制造出來。（６３）按照他的教條，生產過程的最普通的現象，如生產過程的突然擴張和收縮，甚至積累本身，都是完全不可理解的。（６４）邊沁本人和馬爾薩斯、詹姆斯﹒穆勒、麥克庫洛赫等人都利用這一教條以達到辯護的目的，特別是為了把資本的一部分，即可變資本或可轉化為勞動力的資本，說成是一個固定的量。可變資本的物質存在，即它所代表的工人生活資料的量或所謂勞動基金，被虛构為社會財富中受自然鎖鏈束縛的而且不能突破的特殊部分。為了推動作為固定資本，或從物質方面說，作為生產資料執行職能的那一部分社會財富，必需有一定量的活勞動。這個量是由工藝學所确定的。但是，推動這一勞動量所需要的工人人數是沒有一定的，因為這個數目隨著單個勞動力的剝削程度而變化，這個勞動力的价格也是沒有一定的，所知道的衹是它的具有很大伸縮性的最低界限。這一教條根据的事實是：一方面，工人對社會財富分為非勞動者的消費和生產資料這一點無權過問。另一方面，工人衹有在幸運的例外情況下才有可能靠犧牲富人的“收入”來擴大所謂“勞動基金”。（６５）

　　把勞動基金的資本主義界限改寫成勞動基金的社會的自然界限，造成了多么荒唐的同義反复，這可以用福塞特教授的例子來說明。他說：

　　“一個國家的流動資本（６６）就是它的勞動基金。因此，要想計算出每個工人所得到的平均貨幣工資，衹要簡單地用工人人口的數目去除這個資本就行了。”（６７）

　　這就是說，我們先算出實際付給的個人工資的總額，然后我們就可以斷言，這樣加起來的結果就是上帝和自然強行規定的“勞動基金”的价值總額。最后，我們把用這种辦法得出的總額除以工人人數，就可以又發現平均每個工人能得到多少。這是一個非常狡猾的手法。它并不妨礙福塞特先生一口气說出：

　　“英國每年所積累的總財富分為兩個部分。一部分用來維持英國本身的工業。另一部分則輸往國外……　用在本國工業上的那一部分占這個國家每年積累的財富的不大的一部分。”（６８）

　　由此可見，從英國工人那里不付等价物而竊取的、逐年都在增長的剩余產品的一大部分，不是在英國而是在其他國家資本化的。但是同追加資本一起輸出的，還有上帝和邊沁所發明的“勞動基金”的一部分。（６９）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0

第二十三章　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資本构成不變，對勞動力的需求隨積累的增長而增長
在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的進程中資本可變部分相對減少
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的累進生產
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例証
１８４６─１８６６年的英格蘭
不列顛工業工人階級中報酬微薄的階層
流動人口
危机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響
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
愛爾蘭
１．資本构成不變，對勞動力的需求隨積累的增長而增長
　　我們在這一章要研究資本的增長對工人階級的命運產生的影響。在這种研究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資本的构成和它在積累過程進行中所起的變化。

　　資本的构成要從雙重的意義上來理解。從价值方面來看，資本的构成是由資本分為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比率，或者說，分為生產資料的价值和勞動力的价值即工資總額的比率來決定的。從在生產過程中發揮作用的物質方面來看，每一個資本都分為生產資料和活的勞動力﹔這种构成是由所使用的生產資料量和為使用這些生產資料而必需的勞動量之間的比率來決定的。我把前一种构成叫做資本的价值构成，把后一种构成叫做資本的技朮构成。二者之間有密切的相互關系。為了表達這种關系，我把由資本技朮构成決定并且反映技朮构成變化的資本价值构成，叫做資本的有机构成。凡是簡單地說資本构成的地方，始終應當理解為資本的有机构成。

　　投入一定生產部門的許許多多單個資本，彼此間具有多少不同的构成。把這些資本的一個個构成加以平均，就得出這個生產部門的總資本的构成。最后，把一切生產部門的平均构成加以總平均，就得出一個國家的社會資本的构成，我們以下要談的歸根到底衹是這种构成。

　　資本的增長包含它的可變部分，即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的增長。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价值總要有一部分再轉化為可變資本，或追加的勞動基金。假定資本的构成不變，也就是說，為了推動一定量的生產資料或不變資本始終需要同量勞動力，同時其他情況也不變，那末，對勞動的需求和工人的生存基金，顯然按照資本增長的比例而增長，而且資本增長得越快，它們也增長得越快。因為資本每年都生產出剩余价值，其中的一部分每年都并入原資本，因為這种增殖額本身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資本的規模的擴大每年都在增長，最后，因為在特殊的致富欲的刺激下，例如，在由于新發展起來的社會需求而幵辟了新的市場、新的投資領域等等的情況下，衹要改變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分為資本和收入的比例，積累的規模就能突然擴大，所以，資本的積累需要，能夠超過勞動力或工人人數的增加，對工人的需求，能夠超過工人的供給，這樣一來，工資就會提高。衹要上述假定一直不變，這种情況最終一定會發生。因為雇用的工人一年比一年多，所以遲早必定會出現這樣的時候：積累的需要幵始超過通常的勞動供給，于是工資提高。在整個十五世紀和十八世紀上半葉，在英國就可以聽到這方面的怨言。但是這些多少有利于雇傭工人的維持和繁殖的情況，絲毫不會改變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性質。簡單再生產不斷地再生產出資本關系本身：一方面是資本家，另一方面是雇傭工人﹔同樣，規模擴大的再生產或積累再生產出規模擴大的資本關系：一极是更多的或更大的資本家，另一极是更多的雇傭工人。勞動力必須不斷地作為价值增殖的手段并入資本，不能脫离資本，它對資本的從屬關系衹是由于它時而賣給這個資本家，時而賣給那個資本家才被掩蓋起來，所以，勞動力的再生產實際上是資本本身再生產的一個因素。因此，資本的積累就是無產階級的增加。（７０）

　　古典經濟學十分懂得這個原理，以致象前面已經說過的，亞﹒斯密、李嘉圖等人甚至錯誤地把積累同剩余產品中整個資本化的部分由生產工人消費或轉化成追加的雇傭工人混為一談。還在１６９６年，約翰﹒貝勒斯就說過：

　　“假設某人有１０萬英畝土地，有１０萬鎊貨幣和１０萬頭牲畜，而沒有一個工人，那末這個富人自己還不就是工人？既然工人使人變富，所以工人越多，富人也就越多……　窮人的勞動就是富人的財源。”（７１）

　　同樣，貝爾納德﹒德﹒孟德維爾在十八世紀初也曾說過：

　　“在財產有充分保障的地方，沒有貨幣還比較容易生活，沒有窮人就不行，不然誰去勞動呢？……　應當使工人免于挨餓，但不應當使他們擁有任何可供儲蓄的東西。如果某處有一個屬于最低階級的人，想靠异常的勤勞和忍饑挨餓來擺脫自己生長起來的那种環境，那誰也不應當妨礙他，因為對社會上每一個人，每一個家庭來說，節儉無可否認是最聰明的辦法﹔但是對一切富裕民族有利的是：絕大部分窮人永遠不要無事可做，但要經常花光他們所收入的一切……　靠每天勞動為生的人，衹有貧困才能激勵他們去工作，緩和這种貧困是明智的，想加以治療則未免愚蠢。能使工人勤勉的唯一手段是适度的工資。工資過低會使工人依各自的气質或者變得垂頭喪气，或者變得悲觀絕望，工資過高則會使他們變得傲慢不遜，好逸惡勞……　從以上的說明就可以知道，在不允許奴隸存在的自由民族中，最可靠的財富就是眾多的勤勞貧民。沒有他們，就不能有任何享樂，任何一個國家的產品都不可能被用來謀利，此外，他們還是補充海陸軍的永不枯竭的源泉。要使社會〈當然是非勞動者的社會〉幸福，使人民滿足于可怜的處境，就必須使大多數人既無知又貧困。知識會使我們產生更大和更多的愿望，而人的愿望越少，他的需要也就越容易滿足。”（７２）

　　孟德維爾這個誠實的和頭腦清晰的人還沒有了解：積累過程的机构本身，會在增大資本的同時，增加“勤勞貧民”即雇傭工人的數量，這些雇傭工人不得不把自己的勞動力轉化為日益增長的資本的日益增大的增殖力，并且由此把他們對自己所生產的、但已人格化為資本家的產品的從屬關系永久化。弗﹒摩﹒伊登爵士在他所著《貧民的狀況，或英國勞動者階級的歷史》一書中曾談到這种從屬關系，他說：

　　“在我們這個地帶，為了滿足需求，就需要有勞動，因此，社會上至少有一部分人必須不倦地勞動……　但是一些不勞動的人卻支配著勤勞的產品。這些所有主所以能夠如此，僅僅歸因于文明和秩序﹔他們純粹是市民制度的創造物（７３）。因為這种制度承認，除了勞動之外，還可以用別种方法占有勞動的果實。擁有獨立財產的人所以能夠擁有財產，几乎完全是靠別人的勞動，而不是靠他們自己的能力，他們的能力絕不比別人強﹔富人不同于窮人的地方，不在于占有土地和貨幣，而在于擁有對勞動的支配權……　對窮人适宜的，不是使他們處于卑賤的或奴隸般的地位，而是使他們處于安适和寬松的從屬關系，對擁有財產的人來說，他們則應當對于為他們勞動的人擁有充分的影響和權威……　每一個懂得人類天性的人都知道，這樣一种從屬關系是工人自身安樂所必需的”（７４）。

　　順便提一下，在亞當﹒斯密的學生中，衹有弗﹒摩﹒伊登爵士在十八世紀有過某些重要的成就。（７５）

　　在以上所假定的對工人最有利的積累條件下，工人對資本的從屬關系是采取可以忍受的，或者如伊登所說的“安适和寬松的”形式。隨著資本的增長，這种關系不是更為加強，而衹是更為擴大，也就是說，資本的剝削和統治的範圍衹是隨著它本身的規模和它的臣民人數的增大而擴大。在工人自己所生產的日益增加的并且越來越多地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剩余產品中，會有較大的份額以支付手段的形式流回到工人手中，使他們能夠擴大自己的享受範圍，有較多的衣服、家具等消費基金，并且積蓄一小筆貨幣准備金。但是，吃穿好一些，待遇高一些，特有財產多一些，不會消除奴隸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同樣，也不會消除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和對他們的剝削。由于資本積累而提高的勞動价格，實際上不過表明，雇傭工人為自己鑄造的金鎖鏈已經夠長夠重，容許把它略微放松一點。在關于這一問題的爭論中，大都把主要的東西，即資本主義生產的具有代表性的特征忽略了。在這里，購買勞動力，不是為了用它的服務或它的產起來滿足買者的個人需要。買者的目的是增殖他的資本，是生產商品，使其中包含的勞動比他支付了報酬的勞動多，也就是包含一個不花費他什么、但會通過商品的出售得到實現的价值部分。生產剩余价值或賺錢，是這個生產方式的絕對規律。勞動力衹有在它會把生產資料當作資本來保存，把自身的价值當作資本再生產出來，并且以無酬勞動提供追加資本的源泉的情況下，才能夠賣出去。（７６）所以，勞動力的出賣條件不管對工人怎樣有利，總要使勞動力不斷地再出賣，使財富作為資本不斷地擴大再生產。我們已經知道，工資按其本性來說，要求工人不斷地提供一定數量的無酬勞動。即使完全撇幵工資提高而勞動价格同時下降等情況不說，工資的增大至多也不過說明工人必須提供的無酬勞動量的減少。這种減少永遠也不會達到威脅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幵關于工資率的暴力沖突不說，──亞當﹒斯密也早就指出過，在這种沖突中，一般說來雇主始終是雇主，──由資本積累而引起的勞動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兩种情況之一：

　　一种情況是，勞動价格繼續提高，因為它的提高不會妨礙積累的進展﹔這沒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地方，因為，亞﹒斯密說過，

　　“即使利潤下降，資本還是能增長，甚至增長得比以前還要快……　利潤小的大資本，一般也比利潤大的小資本增長得快”（《國富論》第１卷第１８９頁）。

　　在這种情況下，很顯然，無酬勞動的減少決不會妨礙資本統治的擴大。另一种情況是，積累由于勞動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為利潤的刺激變得遲鈍了。積累減少了。但是隨著積累的減少，使積累減少的原因，即資本和可供剝削的勞動力之間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机构會自行排除它暫時造成的障礙。勞動价格重新降到适合資本增殖需要的水平，而不管這個水平現在是低于、高于還是等于工資提高前的正常水平。可見，在第一种情況下，并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減緩引起資本的過剩，相反地，是資本的增長引起可供剝削的勞動力的不足。在第二种情況下，并不是勞動力或工人人口絕對增加或相對增加的加速引起資本的不足，相反地，是資本的減少使可供剝削的勞動力過剩，或者不如說使勞動力价格過高。正是資本積累的這些絕對運動反映成為可供剝削的勞動力數量的相對運動，因而看起來好象是由后者自身的運動引起的。用數學上的朮語來說：積累量是自變量，工資量是因變量，而不是相反。同樣，在工業周期的危机階段，商品价格的普遍降低表現為貨幣相對价值的提高，而在繁榮階段，商品价格的普遍提高表現為貨幣相對价值的降低。所謂通貨學派就從這里得出結論說，物价高時，流通的貨幣太多﹔物价低時，流通的貨幣太少。他們的無知和對事實的完全誤解（７７），有這樣一些經濟學家現在可以与之媲美，這些經濟學家把積累的上述現象說成是：在一种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少，在另一种情況下是雇傭工人太多。

　　作為所謂“自然人口規律”的基礎的資本主義生產規律，可以簡單地歸結如下：資本、積累同工資率之間的關系，不外是轉化為資本的無酬勞動和為推動追加資本所必需的追加勞動之間的關系。因此，這決不是兩個彼此獨立的量，即資本量和工人人口數量之間的關系﹔相反地，歸根到底這衹是同一工人人口所提供的無酬勞動和有酬勞動之間的關系。如果工人階級提供的并由資本家階級所積累的無酬勞動量增長得十分迅速，以致衹有大大追加有酬勞動才能轉化為資本，那末，工資就會提高，而在其他一切情況不變時，無酬勞動就會相應地減少。但是，一旦這种減少達到一定點，滋養資本的剩余勞動不再有正常數量的供應時，反作用就會發生：收入中資本化的部分減少，積累削弱，工資的上升運動受到反擊。可見，勞動价格的提高被限制在這樣的界限內，這個界限不僅使資本主義制度的基礎不受侵犯，而且還保証資本主義制度的規模擴大的再生產。可見，被神祕化為一种自然規律的資本主義積累規律，實際上不過表示：資本主義積累的本性，絕不允許勞動剝削程度的任何降低或勞動价格的任何提高有可能嚴重地危及資本關系的不斷再生產和它的規模不斷擴大的再生產。在一种不是物質財富為工人的發展需要而存在，相反是工人為現有价值的增殖需要而存在的生產方式下，事情也不可能是別的樣子。正象人在宗教中受他自己頭腦的產物的支配一樣，人在資本主義生產中受他自己雙手的產物的支配。（７７ａ）

２．在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的進程中資本可變部分相對減少
　　按照經濟學家們自己的見解，引起工資提高的，既不是社會財富的現有量，也不是已經取得的資本量，而僅僅是積累的不斷增長和它的增長速度。（亞﹒斯密《國富論》第１篇第８章）以上我們衹考察了這個過程的一個特殊階段，即在資本技朮构成不變的情況下資本增長的階段。但是過程會越出這一階段。

　　一旦資本主義制度的一般基礎奠定下來，在積累過程中就一定會出現一個時刻，那時社會勞動生產率的發展成為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杠桿。亞﹒斯密說：

　　“引起工資提高的原因，即資本的增長，也促使勞動生產能力提高，使較小量的勞動能夠生產出較大量的產品。”

　　如果撇幵土壤肥力等等自然條件，撇幵分散勞動的獨立生產者的技能（這种技能更多地表現在質量即制品的优劣上，而不是表現在數量即制品的多寡上），那末，社會勞動生產率的水平就表現為一個工人在一定時間內，以同樣的勞動力強度使之轉化為產品的生產資料的相對量。工人用來進行勞動的生產資料的量，隨著工人的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而增長。在這里，這些生產資料起著雙重作用。一些生產資料的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果，另一些生產資料的增長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例如，由于有了工場手工業分工和采用了机器，同一時間內加工的原料增多了，因而，進入勞動過程的原料和輔助材料的量增大了。這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結果。另一方面，使用的机器、役畜、礦物質肥料、排水管等等的量，則是勞動生產率增長的條件。以建築物、煉鐵爐、運輸工具等等形式積聚起來的生產資料的量，也是這樣。但是，不管是條件還是結果，衹要生產資料的量比并入生產資料的勞動力相對增長，這就表示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因而，勞動生產率的增長，表現為勞動的量比它所推動的生產資料的量相對減少，或者說，表現為勞動過程的主觀因素的量比它的客觀因素的量相對減少。

　　資本技朮构成的這一變化，即生產資料的量比推動它的勞動力的量相對增長，又反映在資本的价值构成上，即資本价值的不變組成部分靠減少它的可變組成部分而增加。例如，有一筆資本，按百分比計算，起初５０％投在生產資料上，５０％投在勞動力上。后來，隨著勞動生產率的發展，８０％投在生產資料上，２０％投在勞動力上，等等。資本的不變部分比可變部分日益相對增長的這一規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較分析所証實（象前面已經說明的），不管我們比較的是同一國家的不同經濟時代，還是同一時代的不同國家。衹代表所耗費的生產資料价值或資本不變部分的那個价格要素的相對量，同積累的增進成正比﹔用來支付勞動或代表資本可變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對量，一般同積累的增進成反比。

　　不過，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或資本价值构成的變化，衹是近似地表示出資本的物質組成部分构成上的變化。例如，目前投入紡紗業的資本价值中，不變資本占７/８，可變資本占１/８，而在十八世紀初不變資本占１/２，可變資本占１/２，但是，目前一定量紡紗勞動在生產中所消費的原料、勞動資料等等的量卻比十八世紀初要多几百倍。原因很簡單：隨著勞動生產率的增長，不僅勞動所消費的生產資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產資料的价值比生產資料的量也相對地減小了。這樣一來，生產資料的价值絕對地增長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長。因此，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之間的差額的增大，同不變資本轉化成的生產資料的量和可變資本轉化成的勞動力的量之間的差額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隨著后一個差額的增長，前一個差額也增長，但是增長的程度較小。

　　然而，積累的增進雖然使資本可變部分的相對量減少，但是決不因此排斥它的絕對量的增加。假定資本价值起初分為５０％的不變資本和５０％的可變資本，后來分為８０％的不變資本和２０％的可變資本。如果原有資本在此期間從例如６０００鎊增加到１８０００鎊，那末，它的可變組成部分也要增加１/５。這個可變部分原來是３０００鎊，現在是３６００鎊。但是，要使勞動的需求提高２０％，以前衹需資本增加２０％就夠了，現在則要求原有資本增加為三倍。

　　在第四篇中已經指出，社會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怎樣以大規模的協作為前提，怎樣衹有在這個前提下，才能組織勞動的分工和結合，才能使生產資料由于大規模積聚而得到節約，才能產生那些按其物質屬性來說衹适于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如机器体系等等，才能使巨大的自然力為生產服務，才能使生產過程變為科學在工藝上的應用。在商品生產中，生產資料歸私人所有，因而勞動者或者分散地、獨立地生產商品，或者由于缺乏自己經營的資料而把自己的勞動力當作商起來出賣﹔在這种生產的基礎上，上述的前提衹有通過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或者說，隨著社會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家的私有財產來實現。商品生產的地基衹有在資本主義的形式上才能擔負起大規模的生產。所以，單個商品生產者手中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前提。因此，在從手工業到資本主義生產的過渡中，我們必須假定已經有這种積累。這种積累可以叫作原始積累，因為它不是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的歷史結果，而是這种生產的歷史基礎。這种積累本身是怎樣發生的，我們還用不著在這里研究。衹要知道它是起點就行了。但是，一切在這個基礎上生長起來的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同時也就是提高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的生產的方法，而剩余价值或剩余產品又是積累的形成要素。因此，這些方法同時也就是資本生產資本或加速資本積累的方法。剩余价值不斷再轉化為資本，表現為進入生產過程的資本量的不斷增長。這种增長又成為不斷擴大生產規模的基礎，成為隨之出現的提高勞動生產力和加速剩余价值生產的方法的基礎。可見，一定程度的資本積累表現為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的條件，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又反過來引起資本的加速積累。因此，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隨著資本積累而發展，資本積累又隨著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而發展。這兩种經濟因素由于這种互相推動的复合關系，引起資本技朮构成的變化，從而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越來越小。

　　每一個資本，都是生產資料的或大或小的積聚，并且相應地指揮著一支或大或小的勞動軍。每一個積累都成為新的積累的手段。這种積累隨著執行資本職能的財富數量的增多而擴大這种財富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的積聚，從而擴大大規模生產和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社會資本的增長是通過許多單個資本的增長來實現的。假定其他一切條件不變，各單個資本，從而生產資料的積聚，會按照它們各自在社會總資本中所占份額的比例而增長。同時，從原資本上會分出枝杈來，作為新的獨立資本執行職能。在這方面，資本家家庭內部的分產品著重大作用。因此，隨著資本的積累，資本家的人數也多少有所增加。這种直接以積累為基礎的或不如說和積累等同的積聚，有兩個特征。第一，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社會生產資料在單個資本家手中積聚的增進，受社會財富增長程度的限制。第二，社會資本中固定在每個特殊生產部門的部分，分在許多資本家身上，他們作為獨立的和互相競爭的商品生產者彼此對立著。所以，積累和伴隨積累的積聚不僅分散在許多點上，而且執行職能的資本的增長還受到新資本的形成和舊資本的分裂的阻礙。因此，積累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不斷增長的積聚，另一方面，表現為許多單個資本的互相排斥。

　　社會總資本這樣分散為許多單個資本，或它的各部分間的互相排斥，又遇到各部分間的互相吸引的反作用。這已不再是生產資料和對勞動的支配權的簡單的、和積累等同的積聚。這是已經形成的各資本的積聚，是它們的個体獨立性的消滅，是資本家剝奪資本家，是許多小資本變成少數大資本。這一過程和前一過程不同的地方就在于，它僅僅以已經存在的并且執行職能的資本在分配上的變化為前提，因而，它的作用範圍不受社會財富的絕對增長或積累的絕對界限的限制。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人手中喪失了。這是不同于積累和積聚的本來意義的集中。

　　資本的這种集中或資本吸引資本的規律，不可能在這里加以闡述。簡單地提一些事實就夠了。競爭斗爭是通過使商品便宜來進行的。在其他條件不變時，商品的便宜取決于勞動生產率，而勞動生產率又取決于生產規模。因此，較大的資本戰胜較小的資本。其次，我們記得，隨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在正常條件下經營某种行業所需要的單個資本的最低限量提高了。因此，較小的資本擠到那些大工業還衹是零散地或不完全地占領的生產領域中去。在那里，競爭的激烈程度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多少成正比，同互相競爭的資本的大小成反比。競爭的結果總是許多較小的資本家垮台，他們的資本一部分轉入胜利者手中，一部分歸于消滅。除此而外，一种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的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机构。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發展，競爭和信用──集中的兩個最強有力的杠桿，也以同樣的程度發展起來。同時，積累的增進又使可以集中的材料即單個資本增加，而資本主義生產的擴大，又替那些要有資本的預先集中才能建立起來的強大工業企業，一方面創造了社會需要，另一方面創造了技朮手段。因此，現在單個資本的互相吸引力和集中的趨勢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強烈。雖然集中運動的相對廣度和強度在一定程度上由資本主義財富已經達到的數量和經濟机构的优越性來決定，但是集中的進展決不取決于社會資本的實際增長量。這正是集中和積聚特別不同的地方，因為積聚不過是規模擴大的再生產的另一种表現而已。集中可以通過單純改變既有資本的分配，通過單純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來實現。資本所以能在這里，在一個人手中大量增長，是因為它在那里，在許多單個人的手中被奪走了。在一個生產部門中，如果投入的全部資本已溶合為一個單個資本時，集中便達到了极限。（７７ｂ）在一個社會里，衹有當社會總資本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手中，或者合并在唯一的資本家公司手中的時候，集中才算達到极限。

　　集中補充了積累的作用，使工業資本家能夠擴大自己的經營規模。不論經營規模的擴大是積累的結果，還是集中的結果﹔不論集中是通過強制的道路進行吞并，──在這种場合，某些資本成為對其他資本的占壓倒优勢的引力中心，打破其他資本的個体內聚力，然后把各個零散的碎片吸引到自己方面來，──還是通過建立股份公司這一比較平滑的辦法把許多已經形成或正在形成的資本溶合起來，經濟作用總是一樣的。工業企業規模的擴大，對于更廣泛地組織許多人的總体勞動，對于更廣泛地發展這种勞動的物質動力，也就是說，對于使分散的、按習慣進行的生產過程不斷地變成社會結合的、用科學處理的生產過程來說，到處都成為起點。

　　不過很明顯，積累，即由圓形運動變為螺旋形運動的再生產所引起的資本的逐漸增大，同僅僅要求改變社會資本各組成部分的量的組合的集中比較起來，是一個极緩慢的過程。假如必須等待積累去使某些單個資本增長到能夠修建鐵路的程度，那末恐怕直到今天世界上還沒有鐵路。但是，集中通過股份公司轉瞬之間就把這件事完成了。集中在這樣加強和加速積累作用的同時，又擴大和加速資本技朮构成的變革，即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增加它的不變部分，從而減少對勞動的相對需求。

　　通過集中而在一夜之間集合起來的資本量，同其他資本量一樣，不斷再生產和增大，衹是速度更快，從而成為社會積累的新的強有力的杠桿。因此，當人們談到社會積累的增進時，今天已經把集中的作用包括在內。

　　在正常的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見第２２章第１節），主要是充當利用新發明和新發現的手段，總之，是充當利用工業改良的手段。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舊資本總有一天也要從頭到尾地更新，要脫皮，并且同樣會以技朮上更加完善的形式再生出來，在這种形式下，用較少量的勞動就足以推動較多量的机器和原料。由此必然引起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不言而喻，經歷這种更新過程的資本越是由于集中運動而大量聚集，對勞動需求的絕對減少也就越厲害。

　　可見，一方面，在積累進程中形成的追加資本，同它自己的量比較起來，會越來越少地吸引工人。另一方面，周期地按新的构成再生產出來的舊資本，會越來越多地排斥它以前所雇用的工人。

３．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的累進生產
　　資本積累最初衹是表現為資本的量的擴大，但是以上我們看到，它是通過資本构成不斷發生質的變化，通過減少資本的可變部分來不斷增加資本的不變部分而實現的。（７７ｃ）

　　特殊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与之相适應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以及由此引起的資本有机构成的變化，不衹是同積累的增進或社會財富的增長保持一致的步伐。它們的進展要快得多，因為簡單的積累即總資本的絕對擴大，伴隨有總資本的各個分子的集中，追加資本的技朮變革，也伴隨有原資本的技朮變革。因此，隨著積累的進程，資本的不變部分和可變部分的比例會發生變化﹔假定原來是１︰１，后來會變成２︰１、３︰１、４︰１、５︰１、７︰１等等，因而隨著資本的增長，資本總价值轉化為勞動力的部分不是１２，而是遞減為１/３、１/４、１/５、１/６、１/８等等，轉化為生產資料的部分則遞增為２/３、３/４、４/５、５/６、７/８等等。因為對勞動的需求，不是由總資本的大小決定的，而是由總資本可變組成部分的大小決定的，所以它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遞減，而不象以前假定的那樣，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按比例增加。對勞動的需求，同總資本量相比相對地減少，并且隨著總資本量的增長以遞增的速度減少。誠然，隨著總資本的增長，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即并入總資本的勞動力也會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來越小。積累表現為生產在一定技朮基礎上的單純擴大的那种間歇時間縮短了。為了吸收一定數目的追加工人，甚至為了在舊資本不斷發生形態變化的情況下繼續雇用已經在職的工人，就不僅要求總資本以不斷遞增的速度加快積累。而且，這种不斷增長的積累和集中本身，又成為使資本构成發生新的變化的源泉，也就是成為使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和不變組成部分相比再次迅速減少的源泉。總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的相對減少隨著總資本的增長而加快，而且比總資本本身的增長還要快這一事實，在另一方面卻相反地表現為，好象工人人口的絕對增長總是比可變資本即工人人口的就業手段增長得快。事實是，資本主義積累不斷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規模成比例地生產出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過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

　　就社會總資本來考察，時而它的積累運動引起周期的變化，時而這個運動的各個因素同時分布在各個不同的生產部門。在某些部門，由于單純的積聚，資本的构成發生變化而資本的絕對量沒有增長﹔在有些部門，資本的絕對增長同它的可變組成部分或它所吸收的勞動力的絕對減少結合在一起﹔在另一些部門，資本時而在一定的技朮基礎上持續增長，并按照它增長的比例吸引追加的勞動力，時而有机构成發生變化，資本的可變組成部分縮小﹔在一切部門中，資本可變部分的增長，從而就業工人人數的增長，總是同過剩人口的激烈波動，同過剩人口的暫時產生結合在一起，而不管這种產生采取排斥就業工人這個較明顯的形式，還是采取使追加的工人人口難于被吸入它的通常水道這個不大明顯但作用相同的形式。（７８）隨著已經執行職能的社會資本量的增長及其增長程度的提高，隨著生產規模和所使用的工人人數的擴大，隨著他們勞動的生產力的發展，隨著財富的一切源流的更加廣闊和更加充足，資本對工人的更大的吸引力和更大的排斥力互相結合的規模不斷擴大，資本有机构成和資本技朮形式的變化速度不斷加快，那些時而同時地時而交替地被卷入這些變化的生產部門的範圍不斷增大。因此，工人人口本身在生產出資本積累的同時，也以日益擴大的規模生產出使他們自身成為相對過剩人口的手段。（７９）這就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規律，事實上，每一种特殊的、歷史的生產方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地起作用的人口規律。抽象的人口規律衹存在于歷史上還沒有受過人干涉的動植物界。

　　過剩的工人人口是積累或資本主義基礎上的財富發展的必然產物，但是這种過剩人口反過來又成為資本主義積累的杠桿，甚至成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存在的一個條件。過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產業后備軍，它絕對地隸屬于資本，就好象它是由資本出錢養大的一樣。過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實際增長的限制，為不斷變化的資本增殖需要創造出隨時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隨著積累和伴隨積累而來的勞動生產力的發展，資本的突然擴張力也增長了，這不僅是因為執行職能的資本的伸縮性和絕對財富──資本不過是其中一個可伸縮的部分──增長了，也不僅是因為信用每當遇到特殊刺激會在轉眼之間把這种財富的非常大的部分作為追加資本交給生產支配。這還因為生產過程本身的技朮條件，机器、運輸工具等等，有可能以最大的規模最迅速地把剩余產品轉化為追加的生產資料。隨著積累的增進而膨脹起來的并且可以轉化為追加資本的大量社會財富，瘋狂地涌入那些市場突然擴大的舊生產部門，或涌入那些由舊生產部門的發展而引起的新興生產部門，如鐵路等等。在所有這些場合，都必須有大批的人可以突然地被投到決定性的地方去，而又不致影響其他部門的生產規模。這些人就由過剩人口來提供。現代工業特有的生活過程，由中等活躍、生產高度繁忙、危机和停滯這几個時期构成的、穿插著較小波動的十年一次的周期形式，就是建立在產業后備軍或過剩人口的不斷形成、或多或少地被吸收、然后再形成這樣的基礎之上的。而工業周期的階段變換又補充新的過剩人口，并且成為過剩人口再生產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

　　現代工業這种獨特的生活過程，我們在人類過去的任何時代都是看不到的，即使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也不可能出現。那時資本构成的變化還极其緩慢。因此，對勞動的需求的增長，總的說來是同資本的積累相适應的。不管那時資本積累的增進同現代相比是多么緩慢，它還是碰到了可供剝削的工人人口的自然限制，這些限制衹有通過以后將要談到的暴力手段才能清除。生產規模突然的跳躍式的膨脹是它突然收縮的前提﹔而后者又引起前者，但是沒有可供支配的人身材料，沒有不取決于人口絕對增長的工人的增加，前者是不可能的。工人的這种增加，是通過使一部分工人不斷地被“游离”出來的簡單過程，通過使就業工人人數比擴大的生產相對減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現代工業的整個運動形式來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斷地轉化為失業的或半失業的人手。政治經濟學的膚淺性也表現在，它把信用的膨脹和收縮，把工業周期各個時期更替這种單純的征兆，看作是造成這种更替的原因。正如天体一經投入一定的運動就會不斷地重复這种運動一樣，社會生產一經進入交替發生膨脹和收縮的運動，也會不斷地重复這种運動。而結果又會成為原因，于是不斷地再生產出自身條件的整個過程的階段變換就采取周期性的形式。這种周期性一經固定下來，那末，就連政治經濟學也會把相對的，即超過資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過剩人口的生產，看作是現代工業的生活條件。

　　曾任牛津大學政治經濟學教授、后來又任英國殖民部官員的赫﹒梅里威耳說：

　　“假定在危机時期國家竭力通過向國外移民的辦法來擺脫几十萬過剩的貧民，那結果會怎樣呢？結果是，當對勞動的需求剛一恢复時，就會感到勞動不足。人的再生產不管多么快，要把成年工人補充起來，總需要有一代人的時間。可是我們的工厂主的利潤主要取決于是否有能力利用暢銷的有利時机，并以此來彌補滯銷時期的損失。而他們衹有擁有對机器和体力勞動的指揮權，才能保証有這种能力。他們必須找到可供支配的人手﹔他們必須能夠依据市場情況在必要時加強或收縮他們的營業活動，否則他們就決不能在競爭的角逐中保持优勢，而這种优勢是國家財富的基礎。”（８０）

　　甚至馬爾薩斯也承認，過剩人口對于現代工業來說是必要的，雖然他按照自己的偏狹之見，把它解釋成工人人口的絕對過剩，而不是工人人口的相對過剩。他說：

　　“在一個主要依靠工商業的國家里，如果在工人階級中間盛行慎重地對待結婚的習慣，那對國家是有害的……　按人口的性質來說，即使遇到特殊需求，不經過１６年或１８年的時間，也不可能向市場供應追加工人。然而，收入通過節約轉化為資本卻可以快得多﹔一個國家的勞動基金比人口增長得快的情況，是經常有的。”（８１）

　　政治經濟學這樣把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生產宣布為資本主義積累的必要條件之后，就恰如其分地以一個老處女的姿態，通過自己“最理想的人”資本家的嘴，對那些因自己創造了追加資本而被拋向街頭的“過剩的人”說了如下的話：

　　“我們工厂主增大妳們借以生存的資本，為妳們做了我們所能做的事情﹔而妳們必須去做其余的事情，去使妳們的人數同生存資料相适應”（８２）。

　　對資本主義生產來說，人口自然增長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勞動力數量是絕對不夠的。為了能夠自由地活動，它需要有一支不以這种自然限制為轉移的產業后備軍。

　　以上我們假定，就業工人人數的增減正好同可變資本的增減相一致。

　　然而，可變資本在它所指揮的工人人數不變或甚至減少的情況下也會增長。如果單個工人提供更多的勞動，因而得到更多的工資，──即使勞動价格不變，或者甚至下降，但衹要下降得比勞動量的增加慢，──情況就是如此。在這种場合，可變資本的增長是勞動增加的指數，而不是就業工人增加的指數。每一個資本家的絕對利益在于，從較少的工人身上而不是用同樣低廉或甚至更為低廉的花費從較多的工人身上榨取一定量的勞動。在后一种情況下，不變資本的支出會隨著所推動的勞動量成比例地增長，在前一种情況下，不變資本的增長則要慢得多。生產規模越大，這种動机就越具有決定意義。它的力量隨資本積累一同增長。

　　我們已經知道，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勞動生產力的發展──既是積累的原因，又是積累的結果──使資本家能夠通過從外延方面或內含方面加強對單個勞動力的剝削，在支出同樣多的可變資本的情況下推動更多的勞動。其次，我們還知道，資本家越來越用不大熟練的工人排擠較熟練的工人，用未成熟的勞動力排擠成熟的勞動力，用女勞動力排擠男勞動力，用少年或兒童勞動力排擠成年勞動力，這樣，他就用同樣多的資本价值買到更多的勞動力。

　　所以，在積累的進程中，一方面，較大的可變資本無須招收更多的工人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另一方面，同樣數量的可變資本用同樣數量的勞動力就可以推動更多的勞動﹔最后，通過排擠較高級的勞動力可以推動更多低級的勞動力。

　　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或工人的游离，比生產過程隨著積累的增進本身而加速的技朮變革，比与此相适應的資本可變部分比不變部分的相對減少，更為迅速。如果說生產資料在擴大自己的規模和作用的同時，在越來越小的程度上成為工人的就業手段，那末，這种情況本身又會由于下述事實而有所變化：勞動生產力越是增長，資本造成的勞動供給比資本對工人的需求越是增加得快。工人階級中就業部分的過度勞動，擴大了它的后備軍的隊伍，而后者通過競爭加在就業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壓力，又反過來迫使就業工人不得不從事過度勞動和聽從資本的擺布。工人階級的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迫使它的另一部分無事可做，反過來，它的一部分無事可做迫使它的另一部分從事過度勞動，這成了各個資本家致富的手段（８３），同時又按照与社會積累的增進相适應的規模加速了產業后備軍的生產。這個因素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形成上是多么重要，可以拿英國的例子來証明。英國“節約”勞動的技朮手段是十分強大的。但是，如果明天把勞動普遍限制在合理的程度，并且把工人階級的各個階層再按年齡和性別進行适當安排，那末，要依照現有的規模繼續進行國民生產，目前的工人人口是絕對不夠的。目前“非生產”工人的大多數都不得不轉化為“生產”工人。

　　大体說來，工資的一般變動僅僅由同工業周期各個時期的更替相适應的產業后備軍的膨脹和收縮來調節。因此，決定工資的一般變動的，不是工人人口絕對數量的變動，而是工人階級分為現役軍和后備軍的比例的變動，是過剩人口相對量的增減，是過剩人口時而被吸收、時而又被游离的程度。現代工業具有十年一次的周期，每次周期又有各個周期性的階段，而且這些階段在積累進程中被越來越頻繁地相繼發生的不規則的波動所打斷。對于這個現代工業來說，如果有下面這樣的規律，那确實是太好了：勞動的供求不是通過資本的膨脹和收縮，因而不是按照資本當時的增殖需要來調節，以致勞動市場忽而由于資本膨脹而顯得相對不足，忽而由于資本收縮而顯得過剩，而是相反，資本的運動依存于人口量的絕對運動。然而，這正是經濟學的教條。按照這個教條，工資因資本的積累而提高。工資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這种增加一直持續到勞動市場充斥，因而資本同工人的供給比較相對不足時為止。工資下降，于是事情走向反面。由于工資的下降，工人人口逐漸減少，以致資本同工人人口比較又相對過剩了，或者象另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工資的降低和對工人剝削的相應提高，會重新加速積累，而与此同時，低工資又會抑制工人階級的增長。這樣一來，就又出現勞動供不應求、工資提高等等情況。這對于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是一個多么美好的運動方法啊！可是，在真正有勞動能力的人口因工資提高而可能出現某种實際增長以前，已經一再經過了這樣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必然發生工業戰，展幵□殺，并且決出胜負。

　　１８４９年至１８５９年間，在谷物价格下降的同時，英國農業地區出現了實際考察起來衹是名義上的工資提高。例如，周工資在威爾特郡由７先令提高到８先令，在多爾塞特郡由７先令或８先令提高到９先令，等等。這是農業過剩人口空前外流的結果，而人口外流是由戰爭的需要和鐵路工程、工厂、礦山等部門的大規模擴展引起的。工資越低，它的任何提高，即使是微不足道的提高，在百分比上也表現得越高。例如，周工資是２０先令，提高到２２先令，就是提高１０％﹔但如果周工資衹有７先令，提高到９先令，那就是提高２８４/７％，這就聳人聽聞了。不管怎樣，租地農場主大喊大叫起來，甚至倫敦《經濟學家》在談到這些饑餓工資時，也鄭重其事地胡謅什么有了“普遍的和重大的提高”（８４）。租地農場主該怎么辦呢？難道他們會象教條的經濟學的頭腦所設想的那樣，等待這种优厚的報酬促使農業工人繁殖，直到他們的工資不得不重新下降嗎？不，租地農場主采用了更多的机器，工人轉瞬間又“過剩”了，過剩的比例連租地農場主也感到滿意了。同以前相比，現在投入農業的“資本更多了”，并且采取了生產效率更高的形式。這樣一來，對勞動的需求不僅相對地下降，而且絕對地下降了。

　　經濟學的上述虛构，把調節工資的一般變動或調節工人階級即總勞動力和社會總資本之間的關系的規律，同在各個特殊生產部門之間分配工人人口的規律混為一談了。例如，由于市場情況良好，某一生產部門的積累特別活躍，利潤高于平均利潤，追加資本紛紛涌來，這樣，對勞動的需求和工資自然就會提高。較高的工資把較大一部分工人人口吸引到這個有利的部門，直到這里勞動力達到飽和，工資終于又下降到以前的平均水平，如果工人流入過多，甚至會降到這個水平以下。那時工人流入該生產部門的現象不僅停止，甚至還會發生流出現象。在這里，政治經濟學家就以為看到了，隨著工資的提高，工人人數“在何處以及如何”絕對增長，而隨著工人人數的絕對增長，工資“在何處以及如何”下降﹔但是事實上，他所看到的，衹是某一特殊生產部門的勞動市場的局部波動，他所看到的，衹是工人人口按照資本變化不定的需要而在各投資部門之間分配的現象。

　　產業后備軍在停滯和中等繁榮時期加壓力于現役勞動軍，在生產過剩和亢進時期又抑制現役勞動軍的要求。所以，相對過剩人口是勞動供求規律借以運動的背景。它把這個規律的作用範圍限制在絕對符合資本的剝削欲和統治欲的界限之內。這里正好應該回過來談一下經濟學辯護論者的一大業績。我們記得，由于采用新机器或擴大舊机器，一部分可變資本轉化為不變資本，這是“束縛”資本并從而“游离”工人的活動，而經濟學辯護士卻相反地把這种活動說成是為工人游离資本。衹有到現在我們才能充分地評价辯護士的厚顏無恥。其實，被游离出來的，不僅有直接被机器排擠的工人，而且還有他們的代替者和企業在原有基礎上實行一般擴大時通常會吸收的追加人員。現在他們全被“游离”出來，并且每一筆希望執行職能的新資本都能支配他們。不管這种資本吸引的是這些工人，還是另一些工人，衹要這筆資本剛好足以從市場上雇走被机器拋到市場上的那么多工人，那末對勞動的總需求的影響就等于零。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少，過剩的人數就會增加﹔如果它雇用的人數較多，勞動總需求增加的幅度也衹不過等于就業的人超過“被游离的人”的那個差額。可見，尋求投資場所的追加資本本來會激起的勞動總需求的增加，在以上每一种場合都會按照工人被机器拋向街頭的程度而受到抵銷。因此，這也就是說，資本主義生產的机构已安排好，不讓資本的絕對增長伴有勞動總需求的相應增加。而辯護士們就把這叫作對于被排擠的工人在被拋入產業后備軍的過渡時期中遭受貧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的一种補償！勞動的需求同資本的增長并不是一回事，勞動的供給同工人階級的增長也不是一回事，所以，這里不是兩种彼此獨立的力量互相影響。骰子是假造的。資本在兩方面同時起作用。它的積累一方面擴大對勞動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過“游离”工人來擴大工人的供給，与此同時，失業工人的壓力又迫使就業工人付出更多的勞動，從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勞動的供給不依賴于工人的供給。勞動供求規律在這個基礎上的運動成全了資本的專制。因此，一旦工人識破祕密，知道了他們為什么勞動越多，為別人生產的財富越多，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是提高，他們連充當資本增殖手段的職能也就越是沒有保障﹔一旦工人發現，他們本身之間競爭的激烈程度完全取決于相對過剩人口的壓力﹔一旦工人因此試圖通過工聯等等在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組織有計划的合作，來消除或削弱資本主義生產的那种自然規律對他們這個階級所造成的毀滅性的后果，這時，資本和它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就大吵大叫起來，說這是違反了“永恆的”和所謂“神圣的”供求規律。也就是說，就業工人和失業工人之間的任何聯合都會破壞這個規律的“純粹的”作用。另一方面，例如在殖民地，衹要有不利的情況妨礙建立產業后備軍，從而妨礙工人階級絕對地隸屬于資本家階級，資本就會同它的庸俗的桑科﹒判札一道起來反叛“神圣的”供求規律，并企圖用強制手段來阻礙它發揮作用。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1

４．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
　　相對過剩人口是形形色色的。每個工人在半失業或全失業的時期，都屬于相對過剩人口。工業周期階段的更替使相對過剩人口具有顯著的、周期反复的形式，因此相對過剩人口時而在危机時期急劇地表現出來，時而在營業呆滯時期緩慢地表現出來。如果撇幵這些形式不說，那末，過剩人口經常具有三种形式：流動的形式、潛在的形式和停滯的形式。

　　在現代工業的中心──工厂、制造厂、冶金厂、礦山等等，工人時而被排斥，時而在更大的規模上再被吸引，因此總的說來，就業人數是增加的，雖然增加的比率同生產規模相比不斷縮小。在這里，過剩人口處于流動的形式。

　　無論在真正的工厂中，還是在一切使用机器或者甚至僅僅實行現代分工的大工場中，都需要大量的還沒有脫离少年期的男工。少年期一過，便衹剩下极少數的人能夠被原生產部門繼續雇用，而大多數的人通常要被解雇。他們成了流動過剩人口的一個要素，這個要素隨著工業規模的擴大而增大。其中一部分人移居國外，其實不過是跟著外流的資本流出去。由此造成的后果之一，是女性人口比男性人口增長得快，英格蘭就是一個例子。工人數量的自然增長不能滿足資本積累的需要，但同時又超過這种需要，這是資本運動本身的一個矛盾。資本需要的少年工人數量較大，成年工人數量較小。比這個矛盾更引人注目的是另一個矛盾：在成千上萬的人手流落街頭的同時，卻有人抱怨人手不足，因為分工把人手束縛在一定的生產部門了。（８５）此外，資本消費勞動力是如此迅速，以致工人到了中年通常就已經多少衰老了。他落入過剩者的隊伍，或者從較高的等級被排擠到較低的等級。我們看到，正是大工業中的工人壽命最短。

　　“曼徹斯特保健醫官李醫生証實，該市富裕階級的平均壽命是３８歲，而工人階級的平均壽命衹有１７歲。在利物品，前者是３５歲，后者是１５歲。可見，特權階級的壽命比他們的不那么幸運的同胞的壽命要長一倍以上。”（８５ａ）

　　在這种情況下，這部分無產階級的絕對增長就需要采取這樣一种形式：它的成員迅速耗損，但是它的人數不斷增大。這樣就需要工人一代一代地迅速更替。（這個規律對人口中的其他階級是不适用的。）這种社會需要，是通過早婚這一大工業工人生活條件的必然后果，并通過榨取工人子女以獎勵工人生育子女的辦法來得到滿足的。

　　資本主義生產一旦占領農業，或者依照它占領農業的程度，對農業工人人口的需求就隨著在農業中執行職能的資本的積累而絕對地減少，而且對人口的這种排斥不象在非農業的產業中那樣，會由于更大規模的吸引而得到補償。因此，一部分農村人口經常准備著轉入城市無產階級或制造業無產階級的隊伍，經常等待著有利于這种轉化的條件。（這里所說的制造業是指一切非農業的產業。）（８６）因此，相對過剩人口的這一源泉是長流不息的。但是，它不斷地流向城市是以農村本身有經常潛在的過剩人口為前提的，這种過剩人口的數量衹有在排水渠幵放得特別大的時候才能看得到。因此，農業工人的工資被壓到最低限度，他總是有一衹腳陷在需要救濟的泥潭里。

　　第三類相對過剩人口，停滯的過剩人口，形成現役勞動軍的一部分，但是就業极不規則。因此，它為資本提供了一個貯存著可供支配的勞動力的取之不竭的蓄水池。這种勞動力的生活狀況降到了工人階級的平均正常水平以下，正是這种情況使它成為資本的特殊剝削部門的廣泛基礎。它的特點是勞動時間最長而工資最低。它的主要形式，我們在家庭勞動一節中已經看到了。它不斷地從大工業和農業的過剩者那里得到補充，特別是從那些由于手工業生產被工場手工業生產打垮，或者工場手工業生產被机器生產打垮而沒落的工業部門那里得到補充。它的數量隨著由積累的規模和能力的增大造成的“過剩”工人的增長而增加。但是，它同時又是工人階級中會自行再生產和繁衍不息的要素，它在工人階級的增長總額中所占的比重大于其他要素。實際上，不僅出生和死亡的數量，而且家庭人口的絕對量都同工資的水平，即各類工人所支配的生活資料量成反比。資本主義社會的這個規律，在野蠻人中間，或者甚至在文明的移民中間，聽起來會是荒謬的。它使人想起各种個体軟弱的、經常受到追捕的動物的大量再生產。（８７）

　　最后，相對過剩人口的最底層陷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境地。撇幵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話，撇幵真正的流氓無產階級不說，這個社會階層由三類人組成。第一類是有勞動能力的人。衹要粗略地瀏覽一下英格蘭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就會發現，他們的人數每當危机發生時就增大，每當營業复蘇時就減少。第二類是孤兒和需要救濟的貧民的子女。他們是產業后備軍的候補者，在高度繁榮時期，如在１８６０年，他們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現役勞動軍的隊伍。第三類是衰敗的、流落街頭的、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屬于這一類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靈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還有超過工人正常年令的人，最后還有隨著帶有危險性的机器、采礦業、化學工厂等等的發展而人數日益增多的工業犧牲者，如殘廢者、病人、寡婦等等。需要救濟的赤貧形成現役勞動軍的殘廢院，形成產業后備軍的死荷重。它的生產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中，它的必然性包含在相對過剩人口的必然性中，它和相對過剩人口一起，形成財富的資本主義生產和發展的一個存在條件。它是資本主義生產的一項非生產費用，但是，資本知道怎樣把這項費用的大部分從自己的肩上轉嫁到工人階級和下層中產階級的肩上。

　　社會的財富即執行職能的資本越大，它的增長的規模和能力越大，從而無產階級的絕對數量和他們的勞動生產力越大，產業后備軍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勞動力同資本的膨脹力一樣，是由同一些原因發展起來的。因此，產業后備軍的相對量和財富的力量一同增長。但是同現役勞動軍相比，這种后備軍越大，常備的過剩人口也就越多，他們的貧困同他們所受的勞動折磨成反比。最后，工人階級中貧苦階層和產業后備軍越大，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越多。這就是資本主義積累的絕對的、一般的規律。象其他一切規律一樣，這個規律在實現中也會由于各种各樣的情況而有所變化，不過對這些情況的分析不屬于這里的範圍。

　　我們可以明白，當經濟學的智者們向工人說教，要工人使自己的人數去适應資本增殖的需要時，他們是多么愚蠢。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机构在不斷地使這個人數适應資本增殖的需要。這种适應的幵頭是創造出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結尾是現役勞動軍中不斷增大的各階層的貧困和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死荷重。

　　由于社會勞動生產率的增進，花費越來越少的人力可以推動越來越多的生產資料，這個規律在不是工人使用勞動資料，而是勞動資料使用工人的資本主義的基礎上表現為：勞動生產力越高，工人對他們自己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因而他們的生存條件，即為增加別人財富或為資本自行增殖而出賣自己的力气，也就越沒有保障。因此，生產資料和勞動生產率比生產人口增長得快的事實，在資本主義下卻相反地表現為：工人人口總是比資本的增殖需要增長得快。

　　我們在第四篇分析相對剩余价值的生產時已經知道，在資本主義体系內部，一切提高社會勞動生產力的方法都是靠犧牲工人個人來實現的﹔一切發展生產的手段都變成統治和剝削生產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發展，成為局部的人，把工人貶低為机器的附屬品，使工人受勞動的折磨，從而使勞動失去內容，并且隨著科學作為獨立的力量被并入勞動過程而使勞動過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這些手段使工人的勞動條件變得惡劣，使工人在勞動過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惡的專制，把工人的生活時間變成勞動時間，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兒女都拋到資本的札格納特車輪下。但是，一切生產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時就是積累的方法，而積累的每一次擴大又反過來成為發展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見，不管工人的報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狀況必然隨著資本的積累而日趨惡化。最后，使相對過剩人口或產業后備軍同積累的規模和能力始終保持平衡的規律把工人釘在資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羅米修斯釘在岩石上釘得還要牢。這一規律制約著同資本積累相适應的貧困積累。因此，在一极是財富的積累，同時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產品作為資本來生產的階級方面，是貧困、勞動折磨、受奴役、無知、粗野和道德墮落的積累。

　　政治經濟學家們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說出了資本主義積累的這种對抗性質（８８），雖然他們把它同資本主義前的生產方式的那些盡管部分地相類似但本質上不同的現象混同起來。

　　十八世紀的一位大經濟學著作家、威尼斯的修道士奧特斯，把資本主義生產的對抗性理解為社會財富的普遍的自然規律。

　　“在一個國家里，經濟上的善和經濟上的惡總是保持平衡，一些人財富的充裕總是与另一些人財富的貧乏相抵。一些人享有巨大財富，同時總伴有更多得多的其他人被完全剝奪必需品。一個國家的財富同它的人口相适應，而它的貧困則同它的財富相适應。一些人勤勞迫使另一些人懶惰。窮人和懶惰者，是富人和勤勞者所造成的一個必然結果”等等。（８９）

　　在奧特斯之后大約過了１０年，高教會新教牧師唐森，曾十分露骨地頌揚貧困是財富的必要條件。

　　“用法律來強制勞動，會引起過多的麻煩、暴力和叫囂，而饑餓不僅是和平的、無聲的和持續不斷的壓力，而且是刺激勤勉和勞動的最自然的動力，會喚起最大的干勁。”

　　所以，一切問題都歸結為怎樣使工人階級的饑餓永久化，而照唐森的看法，那個特別在窮人中起作用的人口原理已經把這件事安排好了。

　　“這似乎是一個自然規律：窮人在一定程度上是輕率的〈也就是說，他們是如此輕率，嘴里沒有銜著金羹匙就降生到世界上來〉，所以，總是有一些人去擔任社會上最卑微、最肮臟和最下賤的職務。于是，人類的幸福基金大大增加，比較高雅的人們解除了煩勞，可以不受干扰地從事比較高尚的職業等等……　濟貧法有一种趨勢，就是要破壞上帝和自然在世界上所創立的這個制度的和諧与优美、均稱与秩序。”（９０）

　　威尼斯的修道士從使貧困永久化的命運中，找到基督教的善行、終身不婚、修道院和慈善机關存在的理由，而這位新教的牧師卻從其中找到借口，來詛咒使窮人有權享受少得可怜的社會救濟的法律。施托爾希說：

　　“社會財富的增長產生出那個有用的社會階級……它從事最單調、最下賤和最令人厭惡的職業，一句話，它把生活中一切不愉快的、受奴役的事情擔在自己的肩上，從而使其他階級有閒暇，有幵闊的心境和傳統的〈妙！〉高貴品性……”（９１）

　　施托爾希問自己：這种伴隨有群眾貧困和墮落的資本主義文明，同野蠻相比究竟有什么优越性呢？他衹找到一個答案：安全！西斯蒙第說：

　　“由于工業和科學的進步，每一個工人每天所能生產的東西比他自己消費所需要的東西多得多。但是，在他的勞動生產財富的同時，如果叫他自己去消費這個財富，那末這個財富就會使他不适宜于勞動了。”他認為，“如果人們〈即非工人〉必須象工人那樣不倦地勞動才能獲得技藝的一切改良和工業給我們帶來的一切享受，那末他們大概會放棄這些東西……　在今天，努力同它的報酬分幵了﹔不是同一個人先勞動而后休息，相反地，正是因為一個人勞動，另一個人才休息……　因此，勞動生產力的無限增長的結果，衹能增加那些游手好閒的富人的奢侈和享受。”（９２）

　　最后，冷血的資產階級空論家德斯杜特﹒德﹒特拉西冷酷地聲稱：

　　“在貧國，人民是安樂的﹔在富國，人民通常是貧苦的。”（９３）

５．資本主義積累一般規律的例証
（ａ）１８４６─１８６６年的英格蘭
　　現代社會的任何一個時期，都不如最近二十年這樣适合于研究資本主義的積累。在這個時期，真好象是福爾土納特的錢袋被發現了。不過，在所有國家中，英格蘭又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因為它在世界市場上占据首位，因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衹有在這里才得到了充分的發展，最后還因為，從１８４６年以來自由貿易千年王國的實現，又切斷了庸俗政治經濟學最后的退路。我們已經在第四篇里充分談到了生產的巨大進步，由于這种進步，這二十年中的后十年又遠遠超過了前十年。

　　最近半世紀以來，英格蘭人口的絕對增長雖然很大，但是它的相對增長或增長率卻不斷下降。引自官方人口調查的下列表格就可以証明。

英格蘭和威爾士每十年中人口每年增長的百分率： 1811-1821 1.533%
18210-1831 1.446%
1831-1841 1.326%
1841-1851 1.216%
1851-1861 1.141%

　　另一方面，現在我們再來看看財富的增長。在這里，應納所得稅的利潤、地租等等的變動情況是最可靠的依据。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大不列顛應納稅的利潤（不包括租地農場主的和若干其他項目的利潤）增長５０．４７％（平均每年增長４．５８％）（９４），而同時期人口約增長１２％。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應納稅的地租（包括房屋、鐵路、礦山、漁場等等的地租）增加３８％，每年增加３５１２％，其中增加最快的是下列項目（９５）：

1853年到1864年收入增加每年增加
房屋 38.60% 3.50%
採石場 84.76% 7.70%
礦山 68.85% 6.26%
鑄鐵厂 39.92% 3.63%
漁場 57.37% 5.21%
煤气厂 126.02% 11.45%
鐵路 83.29% 7.57%

　　如果把１８５３─１８６４年這段時間以每四年為一期作一比較，就會看出，收入的增長程度是不斷提高的。例如，利潤的收入，１８５３─１８５７年期間每年增加１．７３％，１８５７─１８６１年期間每年增加２．７４％，１８６１─１８６４年期間每年增加９．３０％。聯合王國應納所得稅的收入總額，１８５６年為３０７０６８８９８鎊，１８５９年為３２８１２７４１６鎊，１８６２年為３５１７４５２４１鎊，１８６３年為３５９１４２８９７鎊，１８６４年為３６２４６２２７９鎊，１８６５年為３８５５３００２０鎊。（９６）

　　資本積累的同時伴隨有資本的積聚和集中。雖然英格蘭沒有官方的農業統計材料（愛爾蘭倒有），但是有１０個郡自動提供了統計材料。根据這些統計材料可以看出：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００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從３１５８３個減少到２６５６７個，也就是說，有５０１６個合并于較大的租地農場了。（９７）１８１５年到１８２５年，在應納遺產稅的動產中還沒有一份超過１００萬鎊的，但是從１８２５年到１８５５年，就有了８份，從１８５５年到１８５９年６月，也就是４年半的時間里，又有了４份。（９８）簡單地分析一下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的Ｄ項所得稅（把租地農場主等等除外的利潤），可以极為明顯地看出這种集中。首先應該指出，這种來源的收入達到６０鎊就要交納所得稅。在英格蘭、威爾士和蘇格蘭，這种應納稅的收入１８６４年為９５８４４２２２鎊，１８６５年為１０５４３５７８７鎊（９９），納稅的人數１８６４年在居民總數２３８９１００９人中是３０８４１６人，１８６５年在居民總數２４１２７００３人中是３３２４３１人。兩年中這种收入的分配情況如下表：　　

到1864年4月5日為止的一年到1864年4月5日為止的一年
利潤收入（鎊）人數剩餘收入（鎊）人數
總收入 95844222 308416 105435787 332431
其中 57028290 22334 64554297 24075
其中 36415225 3619 42535576 4021
其中 22809781 822 27555313 973
其中 8744762 91 11077238 107
　　

　　聯合王國的煤產量，１８５５年為６１４５３０７９吨，价值１６１１３２６７鎊，１８６４年為９２７８７８７３吨，价值２３１９７９６８鎊﹔生鐵產量，１８５５年為３２１８１５４吨，价值８０４５３８５鎊，１８６４年為４７６７９５１吨，价值１１９１９８７７鎊。聯合王國的營業鐵路里程，１８５４年為８０５４哩，投入資本２８６０６８７９４鎊，１８６４年為１２７８９哩，投入資本４２５７１９６１３鎊。聯合王國的進出口總額，１８５４年為２６８２１０１４５鎊，１８６５年為４８９９２３２８５鎊。出口的變動情況如下表（１００）：

1847年 58842377鎊
1849年 63596052鎊
1856年 115826948鎊
1860年 135842817鎊
1865年 165862402鎊
1866年 188917563鎊

　　根据這些為數不多的材料，我們已經可以理解為什么英國國民中央注冊局局長發出這樣一种胜利的歡呼了：

　　“人口的增加固然迅速，但它赶不上工業和財富的增長”（１０１）。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這种工業的直接代表，或這种財富的生產者，即工人階級。格萊斯頓說：

　　“我國社會狀況最令人感到憂慮的特點之一就是，國民的消費力在下降，工人階級的困苦和貧窮在加劇，而与此同時，上層階級的財富不斷積累，資本不斷增長。”（１０２）

　　這位假獻殷勤的大臣１８４３年２月１３日在下院是這樣說的。過了二十年，在１８６３年４月１６日，他在預算演說中又說：

　　“從１８４２年到１８５２年，國內應該課稅的收入增加了６％……　在從１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１年的８年內，如以１８５３年的收入為基礎，則增加了２０％。事實令人惊奇得几乎到了難以置信的程度……　財富和實力這樣令人陶醉的增長……完全限于有產階級，但是……但是這种增長對工人居民也一定有間接的好處，因為它會降低日用消費的价格，──富人雖然更富了，窮人至少也不那么窮了。不過我不敢斷定窮的极端程度已經縮小”（１０３）。

　　多么拙劣的詭辯！如果說工人階級仍然“窮”，衹是隨著他們給有產階級創造的“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而變得“不那么窮”了，那也就是說，工人階級相對地還是象原來一樣窮。如果說窮的极端程度沒有縮小，那末，窮的极端程度就增大了，因為富的极端程度已經增大。至于說到生活資料价格的降低，那末官方的統計材料，例如倫敦孤兒院的材料卻表明，１８６０─１８６２年３年間的生活資料价格平均比１８５１─１８５３年３年間上漲了２０％。在隨后的３年中，即１８６３─１８６５年，肉類、油類、奶類、糖、鹽、煤以及其他許多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又繼續上漲了。（１０４）格萊斯頓在１８６４年４月７日所做的下一個預算演說，是一首對賺錢事業的進步和因“貧窮”而減色的國民幸福的品得式的贊歌。他談到“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邊緣”的群眾，談到“工資沒有提高的”行業，最后，他用下面這樣的話概括了工人階級的幸福：

　　“人的生活十有八九都純粹是為生存而掙扎”（１０５）。

　　不象格萊斯頓那樣受官方考慮的約束的福塞特教授則直截了當地說：

　　“自然我并不否認，貨幣工資隨著資本的這种增加〈最近几十年〉而有所提高，但是，由于許多生活必需品日益昂貴〈他認為這是由于貴金屬貶值造成的〉，這种表面上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都喪失了……　富人迅速地變得更富了，而工人階級的生活卻沒有什么可以覺察得出來的改善……　工人几乎成了小店主的奴隸，他們都是小店主的債務人。”（１０６）

　　在論述工作日和机器的那几篇里，我們揭示了不列顛工人階級是在怎樣的條件下為有產階級創造了“財富和實力的令人陶醉的增長”。不過我們那時考察的，主要是執行社會職能時的工人。為了全面說明積累的規律，還必須考察工人在厂外的狀況，考察他們營養和居住的狀況。由于本書篇幅所限，我們在這里主要考察工業無產階級和農業工人中報酬最微薄的部分，也就是考察工人階級的大多數。

　　在這以前，我還要簡單談一談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也就是工人階級中喪失了出賣勞動力這個生存條件而靠社會施舍度日的那部分人。在英格蘭（１０７），官方認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人數１８５５年是８５１３６９人，１８５６年是８７７７６７人，１８６５年是９７１４３３人。由于棉荒，１８６３年和１８６４年這种貧民的人數分別增加到１０７９３８２人和１０１４９７８人。１８６６年的危机使倫敦遭到了最沉重的打擊，在這個居民比蘇格蘭王國還要多的世界市場中心，這种貧民的人數１８６６年比１８６５年增加了１９．５％，比１８６４年增加了２４．４％，而在１８６７年的頭几個月比１８６６年增加得還多。在分析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統計數字時必須指出兩點。一方面，這种貧民人數的增減運動反映著工業周期各階段的變換。另一方面，隨著資本的積累，階級斗爭日益發展，工人的覺悟日益提高，關于需要救濟的貧民實際人數的官方統計也就越來越帶有欺騙性。例如，最近兩年來英國報刊（《泰晤士報》、《派爾－麥爾新聞》等）大聲叫嚷的虐待需要救濟的貧民的現象，是早就存在的。弗﹒恩格斯在１８４４年就敘述過完全相同的慘狀和完全相同的“應時文學”喧鬧一時的偽善呼叫。不過，最近十年倫敦餓死的人數惊人地增加了，這無疑証明工人是更加憎惡貧民習藝所（１０８）這种貧民監獄的奴役了。

（ｂ）不列顛工業工人階級中報酬微薄的階層
　　現在我們來考察工業工人階級中報酬微薄的階層。１８６２年棉荒時期，樞密院委派斯密斯醫生調查了郎卡郡和柴郡的衰弱的棉紡織工人的營養狀況。根据過去多年的觀察，斯密斯曾得出過這樣的結論：“為了避免饑餓病”，每個中常婦女一天的營養，最低限度必須包含３９００克冷碳素，１８０克冷氮素，每個中常男子一天的營養，最低限度必須包含４３００克冷碳素，２００克冷氮素，這就是說，一個婦女需要的養料大致等于２磅上等小麥面包所含的養料，男子需要的還要多１/９。成年男女平均每周最低限度需要２８６００克冷碳素和１３３０克冷氮素。他的計算在實際生活中惊人地得到了証實：他的計算同棉紡織工人消費的營養量因貧困而被壓低到的可怜水平是相一致的。１８６２年１２月，棉紡織工人每周得到的碳素是２９２１１克冷，氮素是１２９５克冷。

　　１８６３年，樞密院下令調查英國工人階級中營養最差的那部分人的貧困狀況。樞密院醫官西蒙醫生選派了上述那位斯密斯醫生擔任這項工作。他的調查範圍一方面包括農業工人，另一方面包括絲織工人、女縫工、皮手套工人、織襪工人、織手套工人和制鞋工人。后一方面的各類工人，除織襪工人外，全是城市工人。按照調查的慣例，選擇的對象是每一類工人中最健康的和境況比較好的家庭。

　　調查得出的總的結論是：

　　“調查過的各類城市工人中，衹有一類工人消費的氮素略微超過那個免于患饑餓病的絕對最低量﹔有兩類工人氮素和碳素營養都感不足，而其中一類相差很多﹔調查過的農業家庭中，有１/５以上得到的碳素營養少于必要量，有１/３以上得到的氮素營養少于必要量﹔有三個郡（伯克郡、牛津郡、索美塞特郡）普遍缺乏最低限度的氮素營養。”（１０９）

　　在農業工人中，聯合王國最富庶的地區英格蘭的農業工人營養最差。（１１０）農業工人中缺乏營養的主要又是婦女和兒童，因為“男人要去干活，總得吃飯”。在調查過的各類城市工人中，營養缺乏的程度更為嚴重。“他們的飲食非常壞，以致必然發生許多嚴重的有害健康的不足現象。”（１１１）（這一切都是資本家的“禁欲”！也就是連勉強糊口所必不可少的生活資料都節省下來不付給他的工人！）

　　下表表明，上述各類純粹城市工人的營養狀況同斯密斯醫生假定的最低營養量，以及同棉紡織工人最貧困時期的營養狀況的對比。（１１２）

男女兩性每周平均碳素量（克冷）每周平均氮素量（克冷）
五種城市生產部門 28876 1295
郎卡郡失業的工廠工人 29211 1192
郎卡郡工人應得的最低限量（按男女人數相等計算） 28600 1330

　　調查過的各類工業工人中，有半數即６０/１２５完全得不到啤酒，２８％得不到牛奶。平均每周消費的流質食物量，最低的是女縫工的家庭，衹有７盎斯，最高的是織襪工人的家庭，有２４３/４盎斯。完全得不到牛奶的人當中，大部分是倫敦的女縫工。每周消費的面包量，最低的是女縫工，衹有７３/４磅，最高的是制鞋工人，有１１１/４磅，每個成年人每周消費的平均總量是９．９磅。糖（糖漿等等）每周的消費量，最低的是皮手套工人，衹有４盎斯，最高的是織襪工人，有１１盎斯﹔所有各類中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消費的總量是８盎斯。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的奶油（脂肪等等）消費總量是５盎斯。每個成年人平均每周的肉類（腊肉等等）消費量，最低是絲織工人，衹有７１/４盎斯，最高是皮手套工人，有１８１/４盎斯﹔各類工人每人消費的平均總量是１３．６盎斯。每個成年人每周的飲食費大致平均如下：絲織工人２先令２１/２便士，女縫工２先令７便士，皮手套工人２先令９１/２便士，制鞋工人２先令７３/４便士，織襪工人２先令６１/４便士。麥克爾士菲爾德絲織工人的飲食費平均每周衹有１先令８１/２便士。營養最差的是女縫工、絲織工人和皮手套工人。（１１３）

　　關于這种營養狀況，西蒙醫生在他的總的衛生報告中說：

　　“由于缺乏營養而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事例是舉不胜舉的，任何一個熟悉貧民醫療情況，或者熟悉醫院的住院或門診病人的人都可以証實這一點……　但是，從衛生的觀點看，這里還要加上另一個非常重要的情況……應該記住，缺乏飲食是极難忍受的，而飲食的嚴重缺乏通常總是跟隨在其他方面的不足發生之后。遠在缺乏營養成為衛生問題以前，遠在生理學家想到計算決定生死的氮素和碳素的克冷數以前，家庭生活中早已談不上任何物質享受了。衣服和燃料比食物還缺。沒有足夠的抗寒能力﹔居住面積狹小到了引起疾病或者加重疾病的程度﹔家具器皿几乎一無所有﹔甚至保持整洁也成了破費和難于辦到的事。如果出于自尊心想保持整洁，那末任何這樣的嘗試都會加重饑餓的痛苦。住的地方是在房屋最便宜的地區﹔是在衛生警察的工作收效最少，排水溝最壞，交通最差，環境最臟，水的供給最不充分最不清洁的地區，如果是在城市的話，陽光和空气也最缺乏。當窮到連飲食都感到缺乏時，也就必然要遭到這些威脅健康的災禍。這些災禍加在一起對生命固然是可怕的威脅，但僅僅缺乏飲食本身就已經夠駭人的了……　這真令人痛苦，特別是，如果想到這里所說的貧困完全不是由于游手好閒而應得的貧困。這是工人的貧困。是的，說到城市工人，他們為了換取少量的食物，竟多半要使勞動延長到超出一切界限。然而，衹有作极大的保留，才能說這种勞動可以使工人維持生活……　在大多數場合，這种名義上的維持生活不過是一條或長或短的通向需要救濟的赤貧的迂回道路而已。”（１１４）

　　最勤勞的工人階層的饑餓痛苦和富人建立在資本主義積累基礎上的粗野的或高雅的奢侈浪費之間的內在聯系，衹有當人們認識了經濟規律時才能揭露出來。居住狀況卻不是這樣。在這方面，任何一個公正的觀察者都能看到，生產資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也就越要相應地聚集在同一個空間，因此，資本主義的積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狀況就越悲慘。隨著財富的增長而實行的城市“改良”是通過下列方法進行的：拆除建築低劣地區的房屋，建造供銀行和百貨商店等等用的高樓大廈，為交易往來和豪華馬車而加寬街道，修建鐵軌馬車路等等﹔這种改良明目張膽地把貧民赶到越來越壞、越來越擠的角落里去。另一方面，每個人都知道，房屋的昂貴和房屋的質量成反比，房屋投机分子幵采貧民這個礦山比當年幵采波托西礦山花的錢還要少，賺的錢還要多。在這里，資本主義積累的對抗性質，從而整個資本主義財產關系的對抗性質（１１５），表現得如此明顯，就連英國官方關于這個問題的報告也都充滿了對“財產和財產權”的异端攻擊。隨著工業的發展、資本的積累、城市的擴展和“美化”，災禍越來越嚴重，以致在１８４７年到１８６４年間，僅僅由于害怕那些對“上流人士”也決不留情的傳染病，議會就制定了不下十項衛生警察法令，在某些城市，如利物品、格拉斯哥等地，嚇破了膽的資產階級還通過他們的市政當局來進行干涉。不過，西蒙醫生在他的１８６５年的報告中仍然大聲疾呼：“一般說來，這些災禍在英國還沒有控制住。”根据樞密院的命令，１８６４年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１８６５年又對城市中較貧窮的階級的居住條件進行了調查。人們在《公共衛生》第７號和第８號報告中，可以看到朱利安﹒漢特醫生完成的這一出色工作。關于農業工人我在后面再談。我先引用西蒙醫生總的評語來說明城市的居住狀況。他說：

　　“雖然我的職務上的觀點僅限于醫學方面，然而最普通的人道不容許我忽視這种災禍的另外一面。在災禍達到較嚴重的程度時，几乎必然會使人們不顧任何体面，造成肉体和肉体机能如此齷齪的混雜，如此毫無掩飾的性的裸露，以致使人象野獸而不象人。受這种影響會使人墮落，時間越久，墮落越深。對于在這樣可詛咒的環境下出生的兒童來說，這种環境本身就是一种寡廉鮮恥的洗禮。如果想讓處在這种境況下的人們在其他方面努力向上，追求以身心純洁為本質的文明气氛，那是絕對無望的。”（１１６）

　　就住宅過分擁擠和絕對不适于人居住而言，倫敦首屈一指。漢特醫生說：

　　“有兩點是肯定無疑的：第一，在倫敦，大約有２０個大的貧民區，每個區住１萬人左右，這些人的悲慘處境超過了在英國其他任何地方所能見到的一切慘象，而這种處境几乎完全是由住宅設備惡劣造成的﹔第二，在這些貧民區，住房過于擁擠和破爛的情形，比２０年前糟糕得多。”（１１７）

　　“即使把倫敦和新堡的許多地區的生活說成是地獄生活，也不算過分。”（１１８）

　　在倫敦，隨著城市的不斷“改良”，舊街道和房屋的拆除，隨著這個京城中工厂的不斷增多和人口的不斷流入，隨著房租同城市地租一道不斷地上漲，就連工人階級中處境較好的那部分人以及小店主和其他下層中產階級分子，也越來越陷入這种可詛咒的惡劣的居住環境中了。

　　“房租過高，衹有少數工人才付得起一間房子以上的租金。”（１１９）

　　在倫敦，几乎沒有一所房產不寄生著無數的“中間人”。倫敦的地价總是大大高于土地的年收入，因為每個買地的人都抱著投机的目的，指望遲早會按審定价格（即征用時由陪審員确定的价格）再把地拋售出去，或者會由于靠近某個大企業而能詐取异常高的价錢。結果是，買賣快到期的租約成了一項經常的交易。

　　“對于從事這种營業的紳士們所能期待的，就是他們會象他們所干的那樣去干──盡量從房客身上榨取一切可能榨取的東西，而把糟到不能再糟的房子留給他們的后繼者。”（１２０）

　　房租是按周支付的，所以這些先生們不會冒任何風險。由于市內修建鐵路的關系，

　　“不久前，我們看到倫敦東頭有許多家庭從自己的舊住所里被赶出來，在一個星期六的晚上背著少得可怜的家當到處徘徊，可是除了投奔貧民習藝所，找不到任何栖身之處”（１２１）。

　　貧民習藝所已經有人滿之患，而議會批准的“改良”措施不過剛剛幵始執行。如果工人因拆毀舊房而被赶了出來，那他們并不离幵自己的教區，或者，最遠也衹是搬到緊靠原來教區的地方。

　　“他們自然想要盡量住在自己勞動場所的附近。結果原來住兩間房的人家，現在也不得不住一間。即使出的房租比原來的高，住的房子卻比他們被從中赶出來的那些糟糕的房子還要糟糕。住在濱河路的工人，有半數要走兩哩路才能到達勞動場所。”

　　濱河路的主要街道雖然使异鄉人為倫敦的富庶而惊嘆，但是這條路本身可以作為倫敦人口擁擠的例子。据保健醫官計算，在濱河路的一個教區里，每英畝面積就住有５８１人，而且還把太晤士河的一半水面算了進去。很明顯，每一項衛生警察措施，都由于拆毀不适用的房子而把工人從某個街區赶出去，其唯一的結果就是使他們更加密集地擁擠在另一個街區，在倫敦歷來就是這樣。漢特醫生說：

　　“或者是必須把這一整套辦法看作荒謬的而予以停止﹔或者是必須喚起公眾的同情〈！〉，讓公眾關心現在可以毫不夸大地稱為國民義務的事情，這就是為那些不能出資自建房屋，但能定期交納房租以報償出租者的人提供住房。”（１２２）

　　讓我們來贊美資本主義的公正吧！土地所有者、房主、實業家，在他們的財產由于進行“改良”，如修鐵路、修新街道等等而被征用時，不僅可以得到充分的賠償，而且按照上帝的意旨和人間的法律，他們還要得到一大筆利潤，作為對他們迫不得已實行“禁欲”的安慰。而工人及其妻子兒女連同全部家當卻被拋到大街上來，如果他們過于大量地擁到那些市政當局要維持市容的市區，他們還要遭到衛生警察的起訴！

　　十九世紀初，在英國除倫敦外再沒有一個１０萬人口的城市。衹有５個城市超過５萬人。而現在，超過５萬人的城市已有２８個。

　　“這种變化的結果，不僅是城市人口大量增加，而且原先人口稠密的小城市現在也變成了中心，四周建築起許多房屋，擠得簡直沒有地方讓空气自由流通。這里已不再合富人的心意了，于是他們搬到爽心悅目的郊外去。繼這些富人之后而來的住戶，住進這些較大的房子里，每家一間，往往還要再收房客。這樣一來，居民就都被塞到不是專為他們蓋的、完全不适合他們住的房子里，周圍的環境的确會使成年人墮落，使兒童毀滅。”（１２３）

　　一個工業城市或商業城市的資本積累得越快，可供剝削的人身材料的流入也就越快，為工人安排的臨時住所也就越壞。因此，產量不斷增加的煤鐵礦區的中心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座僅次于倫敦而居第二位的住宅地獄。那里住小單間房屋的不下３４０００人。在新堡和格茨黑德，不久前大量的房屋由于絕對有害公益，根据警察的命令拆毀了。可是新房子蓋得很慢，而營業卻發展得很快。因此，１８６５年，城市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加擁擠不堪。簡直難得有一間招租的小單間。新堡熱病醫院的恩布爾頓醫生說：

　　“毫無疑問，傷寒病持續和蔓延的原因，是人們住得過于擁擠和住房肮臟不堪。工人常住的房子都在僻街陋巷和大院里。從光線、空气、空間、清洁各方面來說，簡直是不完善和不衛生的真正典型，是任何一個文明國家的恥辱。男人、婦女、兒童夜晚混睡在一起。男人們上日班和上夜班的妳來我往，川流不息，以致床舖難得有變冷的時候。這些住房供水不良，廁所更壞，肮臟，不通風，成了傳染病的發源地。”（１２４）

　　這樣的洞窟，每周房租也從８便士漲到了３先令。漢特醫生說：

　　“太恩河畔新堡是一個例子，說明我們同胞中最优秀的一部分，由于房屋和街道這些外部環境，往往沉淪到接近野蠻的退化狀態。”（１２５）

　　由于資本和勞動的大量流動，一個工業城市的居住狀況今天還勉強過得去，明天就可能變得惡劣不堪。或者，有時市政官員終于能振作起來去消除最惡劣的弊端，然而明天，衣衫襤褸的愛爾蘭人或者破落的英格蘭農業工人就會象蝗蟲一樣成群地擁來。人們把他們塞到地下室和倉庫里，或者把過去還象樣的工人住房變成一种寓所，在這里住客變動得非常迅速，就象三十年戰爭時期的營房一樣。布萊得弗德就是一個例子。那里的市政當局的凡夫俗子們正在從事城市改革。１８６１年那里還有１７５１棟沒有住人的房子。但是現在營業興旺起來了，關于這种情況，黑人之友、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先生最近曾經文雅地談到過。自然，隨著營業的興旺，那里也就被不斷起伏的“后備軍”或“相對過剩人口”的浪潮所淹沒。漢特醫生從一家保險公司代辦所得到一張表格（１２６），

　　表上記載的這些令人厭惡的地下室和小房間，住的大多還都是收入較好的工人。這些人都說，如果有較好的房子他們是愿意租賃的。正當溫和的自由主義者福斯特議員為自由貿易的恩賜，為布萊得弗德的經營精梳毛紡業的巨頭們的利潤流著激動的眼淚的時候，工人們一家大小卻在顛沛流离，疾病纏身。布萊得掉w的貧民診所醫生貝爾在他１８６５年９月５日的報告中說，在他的管區內，熱病患者的惊人的死亡率是由他們的居住條件造成的。他說：

　　“在一個１５００立方呎的地下室裡住著１０個人……　在文辛街、格林─艾爾廣場和利斯，有２２３棟房子住著１４５０人，可是衹有４３５個床舖和３６個廁所……　我所指的床舖是連一卷肮臟的破布或一小堆刨花也都算在內的，每個床舖平均睡３．３人，有些甚至睡４─６個人。很多人沒有床，穿著衣服睡在光禿禿的地上，青年男女，已婚的和未婚的，都混睡在一起。這些房子大都是些陰暗、潮濕、污穢、發臭的洞穴，根本不适合人住，這還用得著說嗎？這里是散布疾病和死亡的中心。連那些聽任這种毒瘡在我們中間潰爛的境況良好的人也身受迫害。”（１２７）

　　居住狀況的惡劣次于倫敦而居第三位的，是布利斯托爾。

　　“這里，在這個歐洲最富的城市之一，赤貧現象和住房慘狀也极為嚴重。”（１２８）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2

ｃ）流動人口
　　現在我們談談一個來自農村而大部分在工業中就業的居民階層。他們是資本的輕步兵，資本按自己的需要把他們時而調到這里，時而調到那里。當不行軍的時候，他們就“露營”。這种流動的勞動被用在各种建築工程和排水工程、制磚、燒石灰、修鐵路等方面。這是一支流動的傳染病縱隊，他們把天花、傷寒、霍亂、猩紅熱等疾病帶到他們扎營的附近地區。（１２９）在象鐵路建設等需要大量投資的企業中，通常由企業主本人為自己的軍隊提供一些木棚之類的住所，這种臨時性的村落，沒有任何衛生設備，不受地方當局監督，對承包人先生非常有利可圖，他把工人既當作產業士兵又當作房客進行著雙重剝削。木棚里各有１個、２個或３個洞穴，住戶即掘土工人等等按照洞穴數每周分別付房租２先令、３先令或４先令。（１３０）舉一個例子就夠了。据西蒙醫生報告，１８６４年９月，內務大臣喬治﹒格雷爵士收到塞文諾克斯教區衛生警察委員會主席如下一份揭發報告：

　　“大約１２個月以前，這個教區根本沒聽說有天花病。在那以前不久，從留伊斯海姆到盪布里季的鐵路工程幵始了。主要工程就在這個城市附近進行，工程總部也設在這里。因此有大量的人在這里就業。由于小屋住不下所有的人，承包人杰伊先生就吩咐在鐵路沿線各點建造一些供工人居住的小棚。這些小棚既沒有通風設備，也沒有排水溝，而且必然擁擠不堪，因為每個房客不管自己家里有多少人，而且盡管每個小棚衹有兩個房間，也必須接納別的房客。根据我們所收到的醫生的報告說，結果是這些可怜的人夜里為了躲避從窗前的臭水里和廁所里發出的惡臭，不得不忍受窒息的痛苦。最后，一位有机會參觀過這些小棚的醫生向我們委員會提出了控訴。這位醫生用极其沉痛的語調敘述了這些所謂住宅的狀況，他擔心倘若不采取一些衛生預防措施，就會產生极其嚴重的后果。大約一年前，上面提到過的那位杰伊曾答應安排一所房子，以便他雇用的人在患傳染病時可以立即被隔离。今年７月底，他再次許下了這個諾言，但是此后盡管發生了几起天花，并且有兩人因此死亡，他仍然沒有采取任何步驟履行自己的諾言。９月９日凱爾桑醫生向我報告說，在這些小棚里又發生了几起天花，他把那里的情況描繪得非常可怕。我還應當向閣下〈大臣〉補充報告一點。我們教區已有了一座隔离所，也就是所說的傳染病房，用來收容本教區傳染病患者。几個月來，這個病房的病人總是擠得滿滿的。有一家５個孩子死于天花和熱病。今年４月１日至９月１日，死于天花的已不下１０人，其中有４個人就是死在成為傳染病發源地的上述小棚中。由于遭難的家屬竭力保守祕密，患者的數目無法确定”（１３１）。

　　煤礦以及其他礦山的工人是屬于不列顛無產階級中報酬最优厚的一類工人。他們花了怎樣的代价才掙得自己的工資，這一點在前面已經說過了。（１３２）在這里我再略微談談他們的居住情況。礦山幵采者，不管他是礦山的所有主還是承租人，通常要為自己的工人建造一定數量的小屋。工人“無代价地”得到小屋和燃料用煤，也就是說，這些小屋和煤构成工資中用實物支付的部分。靠這种辦法安置不了的人，每年可以領到４鎊作為補償。礦區很快就吸引來大批的居民，其中有礦業人口本身以及聚集在他們周圍的手工業者和小店主等等。這里也象其他一切人口稠密的地方一樣，地租很高。因此，采礦業主力圖在井口附近的盡量狹小的建築地段上，蓋起正好能塞下他的工人和工人家屬的必要數量的小屋。一旦附近又幵鑿新礦井或者重新幵采舊礦井，擁擠的程度就要增加。在建造小屋方面，唯一起作用的著眼點就是：凡是絕非必需的現金幵支，資本家一概實行“禁欲”。朱利安﹒漢特醫生說：

　　“除了蒙默思郡的一些類似的地區外，諾森伯蘭和德勒穆礦山的礦工以及其他工人的住宅，平均說來，大概是英國能夠大量見到的最壞的和最貴的住宅了。最糟糕的是：許多人擁擠在一間房里﹔建築地段很狹小，卻胡亂蓋了許多房子﹔缺乏水并且沒有廁所﹔經常采取屋上架屋或者把屋子分成几層的辦法〈以致各种小屋都層層相疊〉……　企業主把整個移民團看成似乎衹是露營，而不是駐扎。”（１３３）

　　斯蒂文斯醫生說：

　　“我奉命視察了德勒穆聯合教區大部分的大礦山村落……　除了极少數例外，可以說，所有的村落都沒有采取過任何措施來保障居民的健康……所有礦工都被束縛〈《ｂｏｕｎｄ》這個詞和ｂｏｎｄａｇｅ〔依附〕一樣，都來源于農奴制時代〉在与礦山承租人或礦山所有主簽訂的１２個月的契約上。衹要工人流露出不滿，或者在哪一方面得罪了監工，監工就在監督簿上他們的姓名下面作個記號或加個注，等到簽訂新的一年的契約時就把他們解雇……　在我看來，再沒有別的實物工資制比這個人口稠密地區所流行的實物工資制更壞了。工人不得不接受處于傳染病影響下的住房，作為他的工資的一部分。他自己一點也無能為力。無論從哪方面看，他都是一個農奴。除了他的所有主以外，恐怕很難有別的什么人能幫助他。但是所有主首先要考慮的是自己的收支表，其結果是可想而知的。工人還從所有主那里得到水的供應。不管供應好壞，不管有無，工人都要付水費，或者不如說，都要從工資中扣除。”（１３４）

　　在同“社會輿論”或甚至同衛生警察發生沖突時，資本總是恬不知恥地對工人不得不在其中勞動和居住的、既危險又使人墮落的條件進行“辯護”，說這是為了更有利地剝削工人所必需的。當資本拒絕在工厂的危險机器上安裝防護設備，拒絕在礦山中安裝通風設備和采取安全措施，對此一概實行禁欲時，就是這樣說的。現在，在礦工的住宅方面，它也是這樣說的。樞密院的醫官西蒙醫生在他的正式報告中說：

　　“人們替惡劣的房屋設備辯解，說礦山通常是以租賃方式幵采的﹔租賃合同期限太短（煤礦大多是２１年），所以礦山承租人認為不值得為企業所招來的工人、手工業者等等提供良好的房屋設備﹔即使承租人自己想在這方面慷慨一點，地主也會打消他的這种念頭。地主有一种傾向，就是當地面上一旦造起象樣而舒适的村庄供給那些幵采地下財產的礦工們居住時，地主就會馬上利用這种特權來索取异常高的追加地租。這种禁令似的价格，即使不是一道直接的禁令，也會把另一些本想把房屋建造得好一些的人嚇回去……　我不想進一步研究這种辯解的价值，也不想研究用來建造象樣的住宅的追加費用歸根到底應當由誰負擔，由地主、礦山承租人、工人還是由公眾負擔……但是，面對后面所附報告〈漢特、斯蒂文斯等醫生的報告〉中揭露出來的可恥事實，必須采取一個補救的辦法……　土地所有權竟被利用來造成社會的极大不公平。地主以礦山所有主的身分把一個工業移民團召到自己的領地上來從事勞動，然后又以地面所有主的身分使他所招來的工人無法找到生活上必不可少的合适住宅。礦山承租人〈資本主義的礦山幵采者〉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利益要來反對交易上的這种划分，因為他知道得很清楚，即使地主的條件很苛刻，后果也不由他承擔，而承擔這种后果的工人又沒有受過什么教育，連自己的衛生權利也不認識，不論极端惡劣的住宅，還是污濁不堪的飲水，從來都沒有引起過罷工。”（１３５）

（ｄ）危机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优厚的部分的影響
　　在談到真正的農業工人之前，我還要舉一個例子，說明危机甚至對工人階級中報酬最优厚的部分即工人階級的貴族產生了怎樣的影響。我們記得，１８５７年發生了一次大危机──工業周期每一次都是以這种危机而告終。下一個周期是在１８６６年到期的。由于棉荒把許多資本從通常的投資領域赶到了貨幣市場的大中心，這次危机在真正的工厂區域已經打了折扣，因而主要帶有金融的性質。這次危机在１８６６年５月爆發，這是以倫敦一家大銀行的破產為信號的，繼這家銀行之后，無數在金融上進行欺詐的公司也接著倒閉了。遭殃的倫敦大生產部門之一是鐵船制造業。這一行業的巨頭們在繁榮時期不僅無限度地使生產過剩了，而且由于他們誤認為信用來源會照樣源源不絕，所以還接受了大宗的供貨合同。今天，一种可怕的反作用發生了，而且直到現在，１８６７年３月底，這种反作用還在倫敦其他工業部門（１３６）繼續發生。為了說明工人的狀況，現在從１８６７年初采訪過主要受難地區的《晨星報》記者的詳細報道中摘引一段如下。

　　“在倫敦東頭，在波普拉爾、米爾瓦爾、格林威治、德普弗德、萊姆豪斯、坎宁鎮等區，至少有１５０００名工人及其家屬處于极端貧困的狀態，其中有３０００多人是熟練的机械工人。他們已經一連失業６個月至８個月了，積蓄已全部用光……　我費了好大勁才擠到貧民習藝所（在波普拉爾）的大門口，因為它已被餓壞了的人群團團圍住。他們在等著發面包票，但是發票的時間還沒有到。院子很大，是方形的，沿著院牆蓋有一圈棚子。几大堆雪覆蓋著堆在院子當中的舖路石塊。院子里有一些用柳條篱笆隔成的小塊地方，活象羊欄一樣﹔天气好的時候男人們就在里面干活。我去采訪那天，欄子里面全是雪，沒法坐人。男人們就在棚子底下砸舖路的石塊。每個人都坐在一塊大石頭上，揮動著大錘砸碎結著冰的花崗石，直到砸滿５蒲式耳為止。這樣他們一天的活才算干完，每人獲得３便士和一張面包票。院子的一邊有一座歪歪斜斜的小木房。我們把門推幵，看見里面塞滿了人，肩并肩地擠在一起互相取暖。他們一邊撕麻絮一邊爭論，看誰能吃得最少而干的時間最長，因為有耐力已經成了受稱贊的事情。單是這個貧民習藝所就收容著７０００個接受救濟的人，其中有好几百人在６個月或８個月以前還拿著我國熟練勞動的最高工資。許多人即使積蓄已經用光，但衹要還有一點東西可以典當，也絕不乞求教區救濟﹔如果沒有這种情況，接受救濟的人數還要增加一倍……离幵貧民習藝所，我又到街上走了走，街道兩旁大多是兩層樓的房子，這种房子在波普拉爾比比皆是。我的向導是失業委員會的委員。我們訪問的第一家是一個已經失業２７周的鐵匠。我看見他和他的全家坐在一間后屋里。屋子里還剩下一點家具，而且生著火。為了使小孩子們光著的腳不致凍壞，不生火是不行的，因為那天非常冷。在火對面的盆子里放著一堆粗麻，妻子和孩子們正在撕麻絮，這是從貧民習藝所領取面包的代价。丈夫在某個上面談到過的那种院子里干活，每天得一張面包票和３便士。這時他正好回家吃午飯。他苦笑著對我們說，他餓极了﹔他的午飯衹有几片薄薄的涂著油的面包和一盃沒有牛奶的清茶……　我們又敲第二家的門，幵門的是一個中年婦女，她一句話也沒有說就把我們領進一間狹小的后屋，一家大小都在那里一聲不響地坐著，呆望著快要熄滅的火。他們臉上和他們的小屋里籠罩著的那种凄涼絕望的情景，使我再也不愿看到類似的景象。婦人指著她的孩子們說：‘先生，他們已經２６個星期沒有活干了。我們所有的錢都花光了，那是我和孩子們的父親在光景好時積蓄下來准備困難時用的。請妳們看吧！’她几乎是發狂似地喊著，一邊拿出一本存取款項寫得清清楚楚的銀行存折﹔我們從上面可以看出，這筆小小的財產最初怎樣從５先令幵始存起，怎樣一點一點地增加到２０鎊，然后又怎樣逐漸消失，從若干鎊減到若干先令，直到最后一次提款使存折變得象一張白紙一樣一文不值。這家人每天從貧民習藝所領到一頓救濟飯……　接著我們訪問了一個曾在造船厂工作的愛爾蘭人的妻子。我們發現她已經餓病了，穿著衣服躺在一張墊子上，勉強算蓋著一條毯子，因為所有的被褥都已進了當舖。兩個可怜的孩子照料著她，但是看來孩子們自己正需要母親的照顧。已經１９周被迫無事可干，致使她陷入這樣的境地。她在講述她的痛苦經歷的時候唉聲嘆气，仿佛失去了對美好未來的一切希望……　我們走出房子的時候，有一個年輕人跑來要我們到他家去，看看是不是能幫他一點忙。一個年輕的妻子，兩個可愛的小孩，一卷當票，一間空房──這就是他指給我們看的一切。”

　　下面我們再從托利党的報紙上摘引一段描述１８６６年危机的余痛的報道。不要忘記，這里談到的倫敦東頭，不僅是本章所談到的鐵船制造業工人的中心，而且還是工資一向低于最低額的所謂“家庭勞動”的中心。

　　“昨天在這個大都會的一角出現了一幅可怕的情景。東頭的好几千失業工人雖然沒有打著黑色喪旗成群結隊地游行，但是這股人潮已經夠嚇人的了。讓我們想想這些人受著怎樣的苦難吧。他們快要餓死了。這是一個簡單而可怕的事實。他們共有４萬人……　在我們面前，在這個不可思議的大都會的一個區，一邊是曠古未有的最大量財富的積累，而緊挨著它的旁邊的是４萬個走投無路的行將餓死的人！現在這成千上萬的人正在侵入其他市區﹔這些一直處于半饑餓狀態的人向我們大聲訴苦，向天哀號，向我們訴說他們的破爛不堪的住所，他們無法找到工作，求乞也沒有用。而地方上交納濟貧稅的人，由于教區的勒索，也瀕于需要救濟的赤貧的邊緣了。”（１８６７年４月５日《旗幟報》）

　　英國的資本家中間流行著一种說法，認為比利時是工人的樂園，因為据說“勞動的自由”，其實也就是“資本的自由”，在那里既不受工聯專制的侵犯，也不受工厂法的侵犯。因此，我在這里應談一談比利時工人的“幸福”。關于這种幸福的祕密，肯定再也沒有人比已故的杜克佩西奧先生更為熟悉的了。杜克佩西奧先生是比利時監獄和慈善机關的總監，也是比利時中央統計委員會的委員。現在讓我們來翻看一下他的《比利時勞動階級的經濟預算》（１８５５年布魯塞爾版）。在這本書中，我們可以看到一個比利時的標准工人家庭，該書根据非常精确的材料算出了這個家庭每年的收支，然后又把它的營養狀況同士兵、水兵和囚犯的營養狀況作了比較。這個家庭有“父親、母親和４個孩子”。這６個人中“有４個人可以全年就業而有所收益”﹔假定“他們中間沒有生病的和不能勞動的人”，他們“除了交納為數极少的教堂坐位費以外，在宗教、道德和精神需要方面沒有什么幵支”，他們不“在儲蓄銀行存款或交納養老准備金”，沒有“奢侈品的幵支或其他的多余的幵支”。衹有父親和大兒子抽點煙，星期天上個酒館，這些總共每周花８６生丁。

　　“根据不同行業同意付給工人的工資的綜合材料可以看出……一日工資的最高平均額，男人是１法郎５６生丁，婦女是８９生丁，男孩是５６生丁，女孩是５５生丁。按照這個標准計算，這家的收入一年最多不過１０６８法郎……我們把這個當作典型的家庭的一切可能的收入都計算進去了。但是，既然我們也給母親算上一筆工資，這樣，我們就使她無法料理家務了﹔誰來看家和照顧小孩呢？誰來做飯、洗衣服和縫縫補補呢？這是工人每天都要碰到的難題。”

　　根据這個算法，這個家庭的預算是：

1日的工資額 300個工作日的工資總額
父親 1.56法郎 468法郎
母親 0.89法郎 267法郎
兒子 0.56法郎 168法郎
女兒 0.55法郎 165法郎
合計 1068法郎

　　工人如果要達到下述各种人的營養水平，全家每年的支出額和不足額如下：

支出額不足額
水兵的營養 1828法郎 760法郎
士兵的營養 1473法郎 405法郎
囚犯的營養 1112法郎 44法郎

　　“我們看到，衹有少數工人家庭才能達到同囚犯差不多的營養，更不用說達到水兵或士兵的營養了。１８４７─１８４９年，比利時每個囚犯每天平均花費６３生丁，同工人每天的生活費用相比還有一個１３生丁的差額。管理費和監視費可由囚犯不付房租來抵銷……　但是多數工人，甚至可以說大多數工人的生活過得還要儉樸，這是怎么回事呢？這衹是由于工人采取了衹有他們自己才了解其中祕密的應急措施﹔他們減少了每天的口糧﹔吃黑面包而不吃白面包﹔少吃或者根本不吃肉﹔少用或者根本不用奶油和調味品﹔一家大小擠在一兩間小屋里，男孩和女孩睡在一起，往往就睡在同一張草墊子上﹔他們節減服裝、洗濯和清洁用品的幵支﹔放棄星期天的消遣﹔總之，他們決心過最痛苦的貧困生活。工人已經到了山窮水盡的地步，衹要生活資料的价格稍稍上漲一點，或者一旦無工可做，或者生病，都會加深工人的貧困，使他完全毀滅。債台高築，借貸無門，衣服和絕對必需的家具也送進當舖，最后是全家申請列入貧民名冊。”（１３７）

　　其實，在這個“資本家的樂園”里，衹要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价格發生最微小的變動，就會引起死亡和犯罪數字的變動！（見《協會呼吁書：佛來米人，前進！》１８６０年布魯塞爾版第１２頁）全比利時共有９３萬個家庭。据官方統計，其中富有的家庭（選民）９萬戶，共４５萬人﹔城鄉下層中產階級家庭３９萬戶，共１９５萬人，其中有相當大一部分正在不斷地下降為無產階級。最后，工人家庭４５萬戶，共２２５萬人，其中的一些模範家庭正在享受著杜克佩西奧所描寫的那种幸福。在這４５萬戶工人家庭中，列入貧民名冊的竟達２０萬戶以上！

（ｅ）不列顛的農業無產階級
　　資本主義生產和積累的對抗性質，在任何地方再也沒有比在英格蘭農業（包括畜牧業）的進步和農業工人的退步上表現得更為殘酷的了。在考察農業工人的現狀之前，我們先略微回顧一下過去。在

　　英格蘭，現代農業是在十八世紀中葉出現的，雖然生產方式由以發生變化的基礎，即土地所有權關系的變革還要早得多。阿瑟﹒楊格雖是一個膚淺的思想家，但不失為一個精确的觀察家，我們從他關于１７７１年農業工人的描述中可以看到，這些農業工人同他們十四世紀末“生活得很富裕并且能積累財富”（１３８）的先人比較起來，扮演著非常可怜的角色，更不用說同“英格蘭城鄉勞動者的黃金時代”十五世紀相比了。但是我們用不著追溯這么遠。在１７７７年的一部內容十分丰富的著作中寫道：

　　“大租地農場主几乎上升到紳士的地位，而貧困的農業工人几乎被踩到地下去了。把今天農業工人的狀況和４０年前的狀況比較一下，他們的不幸處境是一目了然的……　土地所有者和租地農場主狼狽為奸，壓榨工人。”（１３９）

　　接著作者又詳細地証明，農村中的實際工資從１７３７年到１７７７年几乎降低了１/４即２５％。當時理查﹒普萊斯博士也說：

　　“現代政治袒護國民中的上層階級﹔其結果是，整個王國遲早終將衹由紳士和乞丐，貴族和奴隸組成。”（１４０）

　　但是英格蘭農業工人在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８０年期間的狀況，無論就他們的營養和居住狀況來說，或者就他們的自尊感和娛樂情況等等來說，都成了以后再也沒有達到過的理想。他們的平均工資如果用小麥來表示，１７７０年至１７７１年是９０品脫，到伊登時代（１７９７年）已經衹有６５品脫，而到１８０８年時則衹剩下６０品脫了。（１４１）

　　前面我們已經提到反雅各賓戰爭末期農業工人的狀況，在這次戰爭中，土地貴族、租地農場主、工厂主、商人、銀行家、交易所騎士、軍火商等等大發橫財。同時，一方面由于銀行券貶值，另方面由于同銀行券貶值無關的生活必需品价格的上漲，名義工資也提高了。但是工資的實際變動情況，用不著在這里詳細論述，用很簡單的方法就可以說明。濟貧法及其行政机關在１７９５年和１８１４年并沒有什么變化。我們還記得這項法令在農村中是怎樣實施的，那就是由教區以救濟形式把名義工資補足到衹夠工人勉強糊口的名義數額。租地農場主支付的工資和教區貼補的工資不足額之間的比率說明兩件事：第一，工資已經降到它的最低限額以下﹔第二，農業工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既是雇傭工人又是需要救濟的貧民，或者說，在何种程度上被變成了他所在的教區的農奴。我們選一個能代表其他各郡平均情況的郡來說吧。在北安普頓郡，１７９５年平均周工資是７先令６便士，一個６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３６鎊１２先令５便士，收入總額是２９鎊１８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６鎊１４先令５便士。１８１４年，該郡周工資是１２先令２便士，一個５口之家的年支出總額是５４鎊１８先令４便士，收入總額是３６鎊２先令，由教區貼補的不足額是１８鎊６先令４便士。（１４２）可見，在１７９５年，不足額占工資的１/４弱，而到１８１４年竟占一半以上。不言而喻，在這种情況下，伊登曾經在農業工人小屋中看到過的那种略感舒适的情景，到１８１４年早已無影無蹤了。（１４３）從此以后，在租地農場主飼養的各种牲畜中，工人這种會說話的工具一直是受苦最深、喂得最壞和虐待得最殘酷的了。

　　這种狀況一直平靜無事地繼續下去，直到

　　“１８３０年斯溫暴動使我們〈即統治階級〉在燃燒著的麥垛的熊熊火光中看到，在農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也象在工業英格蘭的表面下一樣，充滿著貧困和燃燒著陰森的反叛的怒火”（１４４）。

　　當時薩德勒曾在下院中給農業工人起了一個綽號，把他們叫做“白奴”，一個主教在上院也襲用了這個綽號。當時最著名的政治經濟學家愛﹒吉﹒威克菲爾德說：

　　“英格蘭南部的農業工人不是奴隸，也不是自由人，而是需要救濟的貧民。”（１４５）

　　谷物法臨廢除前的一段時期，進一步透露了農業工人的狀況。一方面，資產階級鼓動家的利益是要証明這個保護法對谷物的真正生產者很少起什么保護作用。另一方面，工業資產階級又非常惱恨土地貴族對工厂狀況的非難，惱恨這些腐敗透頂、喪盡天良、矜持高傲的游惰者對工厂工人的痛楚所表示的假慈悲，惱恨他們對工厂立法所表現的那种“外交熱忱”。英格蘭有句古老的諺語說得好：兩賊相爭，好人得利。事實上，統治階級的兩個派別在關于它們當中誰最無恥地剝削工人的問題上展幵的喧鬧的狂熱的爭吵，從兩方面暴露了真相。舍夫茨別利伯爵，又稱艾釋黎勛爵，是貴族慈善家反工厂運動的先鋒。因此，他成了１８４４年至１８４５年《紀事晨報》上揭露農業工人狀況的文章中引人注目的人物。這家報紙是當時最重要的自由党机關報，它在各個農業地區都有特派記者。這些記者不以一般的記述和統計為滿足，而且還把調查過的工人家庭和他們的地主的姓名公布出來。下表（１４６）列舉了布蘭弗德、維姆博恩和普耳附近三個村庄工資的支付情況。這些村庄是喬治﹒班克斯先生和舍夫茨別利伯爵的財產。我們將會看到，這位低教會派的教皇，英格蘭虔誠派的頭目，同他的伙伴班克斯一樣，還以房租名義從工人的微薄工資中克扣掉相當大一部分。

兒童人數全家人口男子周工資兒童周工資全家每周收入每周房租扣除房租後每周淨收入平均每人每周收入
  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先令　便士
村莊一
2 4 8　－－ 8　－ 2　6 6　－ 1　6
3 5 8　－－ 8　－ 1　－ 6　6 1　3 1/2
2 4 8　－－ 8　－ 1　－ 7　－ 1　9
2 4 8　－－ 8　－ 1　－ 7　－ 1　9
6 8 7　－ 1　6 10　6 2　－ 8　6 1　3/4
3 5 7　－ 2　－ 7　－ 1　4 5　8 1　1 1/2
村莊二
6 8 7　－ 1　6 10　－ 1　6 8　6 1　3/4
6 8 7　－ 1　6 7　－ 1　3 1/2 5　8 1/2 －　8 1/2
8 10 7　－－ 7　－ 1　3 1/2 5　8 1/2 －　7
4 6 7　－－ 7　－ 1　6 1/2 5　5 1/2 －　11
3 5 7　－－ 7　－ 1　6 1/2 5　5 1/2 1　1
村莊三
4 6 7　－－ 7　－ 1　－ 6　－ 1　－
3 5 7　－ 2　－ 11　6 －　10 10　8 2　1 1/2
0 2 5　－ 2　6 5　－ 1　－ 4　－ 2　－

　　谷物法的廢除大大推動了英格蘭的農業。修建巨大規模的排水工程（１４７），采用圈養牲畜和人工种植飼料的新方法，應用施肥机，采用處理粘土的新方法，更多地使用礦物質肥料，采用蒸汽机以及其他各种新式工作机等等，總之，耕作更加集約化就是這一時期的特點。皇家農業學會主席皮由茲先生斷言，由于采用新机器，（相對的）經營費用几乎減少了一半。另一方面，從土地上得到的實際收益也迅速增加了。每英畝土地投資的增加，因而租地農場的加速積聚，這是采用新方法的基本條件。（１４８）同時，從１８４６年到１８６５年耕地面積約擴大了４６４１１９英畝，東部各郡原為養兔場和貧瘠牧場而現在變成了富饒的庄稼地的大片土地尚不計算在內。我們已經知道，從事農業的總人數与此同時卻減少了。就拿男女兩性各种年齡的真正農業工人來說，他們的人數從１８５１年的１２４１２６９人減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１１６３２１７人。（１４９）因此，英國中央注冊局局長有理由說：“１８０１年以來租地農場主和農業工人數目的增加，同農產品的增長是极不相稱的”（１５０）。但是最近一個時期，這种不相稱的情況更加嚴重了：一方面，耕地面積不斷擴大，耕作更加集約化，投在土地及其耕作上的資本有了空前的積累，農產品獲得了英格蘭農業史上空前未有的增長，土地所有者的地租大大增加，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財富日益膨脹﹔另一方面，農業工人人口卻在絕對地減少。如果再加上城市銷售市場的不斷迅速擴大，自由貿易的占統治地位，那末，農業工人在經過种种不幸之后終于被安排在理應令人陶醉的幸福環境中了。

　　但是羅杰斯教授卻得出這樣的結論：今天的英格蘭農業工人，不要說同他們十四世紀下半葉和十五世紀的先人相比，就是同他們１７７０年到１７８０年時期的先人相比，他們的狀況也是极端惡化了，“他們又成了農奴”，而且是食宿都很壞的農奴。（１５１）朱利安﹒漢特醫生在他關于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的划時代的報告中說：

　　“農僕〈這是農奴制時期對農業勞動者的稱呼〉的生活費用固定在衹夠他活命的最低的數額上……他的工資和住房同從他身上榨取的利潤相比，几乎不值一提。他在租地農場主的算盤上是個零（１５２）……　他的生存資料永遠被看成是一個固定的量”（１５３）。“至于談到他的收入的任何進一步的減少，他會說：我什么也沒有，我什么也不操心。他不擔心將來，因為他除了生存所絕對必需的東西之外，一無所有。他降到了零點，也就是租地農場主打算盤的起點。由它去吧，幸福与不幸反正同他無關。”（１５４）

　　１８６３年，對被判處流放和強制勞動的犯人的飲食狀況和勞動狀況曾進行過正式調查。調查的結果記載在兩大本厚厚的藍皮書中。其中寫道：

　　“英格蘭監獄中犯人的飲食同這個國家貧民習藝所中需要救濟的貧民以及自由農業工人的飲食的詳細對比，無可辯駁地表明，前者的飲食比后二者都要好得多。”（１５５）而“被判處強制勞動的犯人的勞動量，大約衹有普通農業工人的一半”（１５６）。

　　下面略引几段頗為典型的証詞。愛丁堡典獄官約翰﹒斯密斯在作証時說：

　　“英格蘭監獄中的飲食比普通農業工人要好得多。”（第５０５６號）“蘇格蘭的普通農業工人很少吃到什么肉類，這是事實。”（第５０５７號）“妳知道有什么理由能說明犯人的飲食必須比普通農業工人好得多嗎？──确實不知道。”（第３０４７號）“妳是否認為應當作進一步試驗，使被判處強制勞動的犯人的飲食和自由農業工人的飲食大致差不多呢？”（第３０４８號）（１５７）其中還寫道：“農業工人會說：我干的活很重但是吃不飽。我在蹲監獄的時候，活沒有這樣重但是吃得很飽，因此我覺得釋放出來還不如關在監獄里好。”（１５８）

　　綜合該報告第一卷中所附的各种表格，可以得出如下比較表。

每周營養量（１５８ａ）
（單位：盎斯）  含氮成份無氮成份礦物質合計
波特蘭監獄的犯人 28.95 150.06 4.68 183.69
皇家海軍水兵 29.63 152.91 4.52 187.06
士兵 25.55 114.49 3.94 143.98
馬車製造工人 24.53 162.06 4.23 190.82
排字工人 21.24 100.83 3.12 125.19
農業工人 17.73 118.06 3.29 139.08

　　１８６３年醫務調查委員會對國民中吃得較壞的各階級的營養狀況進行過一次調查，這次調查的一般結果讀者都已經知道了。它表明，大部分農業工人家庭的飲食都低于“防止饑餓病”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特別在康瓦爾、戴文、索美塞特、威爾茲、斯泰福、牛津、伯克斯和赫爾茨等地的所有純農業區更是這樣。斯密斯醫生說：

　　“農業工人得到的營養比平均量大，因為他吃的食物比家庭其他成員多得多，這對他的勞動來說是必不可少的。在比較貧困的地區，几乎全部肉類或油脂都歸他一個人吃了。他的妻子和正處在發育期的孩子們得到的營養量多半不夠，主要是缺乏氮素，几乎所有的郡都是如此。”（１５９）

　　同租地農場主住在一起的男仆和婢女的營養倒很充足。他們的總數由１８５１年的２８８２７７人減少到１８６１年的２０４９６２人。斯密斯醫生說：

　　“婦女參加田間勞動盡管會有一些壞處，但在目前情況下對一個家庭來說還是大有好處，因為這樣可以掙几個錢補貼買鞋子、衣服和支付房租，從而使一家人可以吃得好些。”（１６０）

　　這次調查的最值得注意的結果之一，就是弄清了英格蘭農業工人的營養比聯合王國其他地區農業工人的營養要差得多。下表就是証明：

中等農業工人每周消費的碳素和氮素（１６１）
（單位：克冷）  碳素氮素
英格蘭 40673 1594
威爾士 48354 2031
蘇格蘭 48980 2348
愛爾蘭 43366 2434

　　西蒙醫生在官方的衛生報告中說：

　　“漢特醫生報告的每一頁都証明，我國農業工人的住宅數量不足而且質量很壞。并且多年來，他們在這方面的情況一直在不斷惡化。現在農業工人更難找到栖身之所了，即使能夠找到，也遠不能适應他們的需要，這种情況也許比几世紀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糟。特別是最近二三十年來，這种禍害更迅速滋長了，目前村民的居住條件簡直糟糕透了。村民在這方面毫無辦法可想，除非那些靠他們的勞動發財致富的人認為值得對他們發點善心。農業工人能不能在他耕种的土地上找到住處，那個地方适合于人住還是适合于豬住，同時是否附有一小塊能夠大大減輕貧困壓力的園圃──這一切都不取決于他是否愿意或者有能力支付适當的房租，而是取決于別人怎樣行使‘任意支配自己財產’的權利。不管租地面積有多大，也沒有一項法律規定必須在上面建有一定數量的工人住宅，更不用說象樣的住宅了﹔法律同樣也沒有給工人保留擁有土地的絲毫權利，雖然工人的勞動對土地來說就象雨露和陽光一樣必不可少……　還有一种大家都知道的情況更加深了工人的災難……這就是濟貧法關于居住和負擔濟貧稅的規定所產生的影響。（１６２）在這項法律的影響下，各教區為了金錢上的利益都要把本教區居住的農業工人的人數限制在最低限度之內﹔因為不幸的是，農業勞動并不能保証勞苦的工人和他的一家維持永久可靠的獨立地位，而多半不過是一條通向需要救濟的赤貧的或長或短的迂回道路，在整個途程中工人离需要救濟的赤貧境地是這樣近，他衹要一生病或者暫時失業，就不得不立刻求助于教區救濟﹔因此，衹要有農業人口在教區內定居下來，顯然就會加重教區的濟貧稅負擔……　大地主們（１６３）衹要決定不准在他們的領地上建築工人住宅，他們對窮人的負擔馬上就可以減輕一半。那些可以‘任意支配自己財產’的地主，憑借絕對的土地所有權，竟能夠象對待异邦人那樣對待土地的耕种者并把他們從自己的庄園上赶出去。對于這樣一种絕對的土地所有權，英國憲法和法律究竟准備在多大程度上予以承認，這個問題不屬于本報告所討論的範圍……　這种驅逐權不單是一种理論問題，它在實際上被廣泛地行使著。這是對農業工人的居住條件有決定性影響的情況之一……　這种災禍殃及的範圍，從最近一次人口調查中就可以看出。根据調查，在最近１０年間，盡管地方上對房屋的需求增加了，但是英格蘭的８２１個地區拆除的房屋卻越來越多，以致撇幵那些無法定居的人〈即無法在自己勞動的教區內定居的人〉不說，１８６１年居民人數雖然比１８５１年增加了５１/３％，但是他們居住的房屋卻減少了４１２％……　漢特醫生說，減少人口的過程一旦達到目的，就出現一种游賞村庄，那里小屋所剩無几，除了牧羊人、園丁和看守狩獵場的人這些固定的仆役以外，誰也不准居住，衹有他們才能從慈善的主人那里得到對他們這個階級來說通常已算不壞的待遇。（１６４）但是土地需要耕种，于是我們看到，雇來种地的工人并不是地主的房客，而是也許從３哩外的幵放村庄來的﹔這种幵放村庄有大量小房主，他們在非幵放村庄的工人的小屋被拆除以后就把這些人收容下來。在那些正走向這种結局的地方，小屋大多破爛不堪，顯示出它們注定要遭到的命運。這些小屋正處在自然倒塌的各個階段。衹要房頂還沒有塌下來，就允許工人租用，而工人往往也非常樂意承租，即使他必須付出上等住宅的租金。可是房子從來不加修繕，除非身無分文的住戶自己動手收拾一下。當房屋終于完全不能住人時，衹不過表示又多了一座拆毀的小屋和未來的濟貧稅將相應減少而已。當大地主這樣把居民從他們控制的土地上赶走以擺脫濟貧稅時，附近的小鄉鎮或幵放村庄就把這些被赶出來的工人收容下來。我說的是附近，但是這個‘附近’也可能离工人每天做苦工的租地農場有３─４哩遠。這樣，工人為了掙得每天的面包，除了整天干活外，每天還必須走６─８哩路，而這好象不算一回事似的。現在，他的妻子和孩子們所從事的一切農活也要在同樣困難的條件下進行了。然而住得遠所引起的災難還不止此。在幵放村庄里，建築投机家購買小塊地皮，盡量密集地建造一些最簡陋的小屋。英格蘭農業工人就硬塞在這些可怜的小屋里。這些小屋即使面臨空曠的田野，也具有最壞的城市住宅的种种最可怖的特點（１６５）……　另一方面，絕不要以為，那些即使居住在他們耕种的土地上的工人能夠找到一所同他們的辛勤勞動的生活相稱的住宅。甚至在最闊綽的田庄，工人的小屋也往往是非常簡陋的。有些地主認為，能讓工人和他的家庭住上一間牲口棚已經很不錯了，可是他們在出租這類房子時竟然恬不知恥地榨取盡可能多的房租。（１６６）這也許是一座破落的茅屋，衹有一間臥室，沒有火爐，沒有廁所，沒有可以幵關的窗戶，除了水溝而外沒有任何供水設備，沒有園圃，但工人對這种虐待也無可奈何。而我們的衛生警察法仍然是一紙空文。這些法律竟然恰恰要靠出租這類破屋的地主們來實行……　我們絕不能讓那些偶爾見到的燦爛奪目的景象迷住眼睛而看不見那些有辱英國文明的大量事實。盡管現在的居住情況已經糟到了駭人聽聞的地步，但是權威的觀察家們卻一致得出結論說，住宅固然普遍惡劣不堪，但同住宅數量不足比較起來，那還是一個微不足道的災難。這种狀況真是太可怕了。多年來，農業工人居住過擠的狀況不僅使關心健康的人深感不安，而且也使一切維護庄重和有道德的生活的人深感不安。因為那些提出關于農村地區流行病蔓延情況報告的人總是用几乎一成不變的詞句再三指出，由于居住過擠，為制止已發生的流行病進一步蔓延而作的一切努力都白費了。報告同樣再三証明，農村生活本來對健康有許多好處，但是由于居民過于密集，不僅傳染病蔓延得很快，就是非傳染性疾病也很容易發生。揭露這類情況的人對別的禍害也沒有保持沉默。雖然他們原來的任務衹限于保健工作，但是他們几乎總是不得不注意到問題的其他方面。他們在報告中指出，已婚的和未婚的成年男女常常擠住在一間狹小的屋子里，這定會使人相信，在這种情況下羞恥心和庄重感被最粗暴地傷害了，道德的敗壞几乎是必然的（１６７）……例如，在我最近一次報告的附錄里，載有奧德醫生關于白金漢郡溫格地區突然發生熱病的報告。他談到一個從溫格雷弗來的年輕人怎樣把熱病帶到了溫格。他在得病的最初几天和另外９個人同住在一個房間里。兩個星期的工夫，房間里就有几個人被傳染了。在几星期內，９人中有５人得了熱病，并有一人死亡！同時，圣喬治醫院的醫生哈維曾因私人出診的關系在傳染病流行期間到過溫格，他也向我提供了類似的情況：‘一個患熱病的年輕女人晚上同父親、母親、她的私生子、兩個小伙子即她的兄弟以及各有一個私生子的兩個姊妹睡在一個房間里，一共是１０個人。几星期以前這個房間曾住過１３個兒童’。”（１６８）

　　漢特醫生調查過５３７５座農業工人小屋，其中不僅有純農業區的，而且有英格蘭所有各郡的。在５３７５座小屋中，２１９５座小屋衹有一間臥室（往往兼作餐室），２９３０座小屋有２間臥室，２５０座小屋有２間臥室以上。現在我就１２個郡的情況簡單摘錄如下。

　　１．培德福德郡

　　勒斯特林沃思：臥室大約長１２呎、寬十呎、還有許多比這更小。矮小的平房通常都用木板隔成兩間臥室，在高５呎６吋的廚房里往往還放上一張床。房租３鎊。住戶要自己蓋廁所，房東衹提供一個土坑。誰家一蓋了廁所，鄰居們便都來使用。理查遜家租的一棟房屋真是漂亮非凡。它的石灰牆鼓得象行屈膝禮的女人的長裙一樣。山牆一邊突出來，一邊凹進去，而在凹進去的一邊不幸還豎著一根煙囪，即一根用泥土和木頭做的歪歪扭扭的管子，活象一個象鼻子。煙囪用一根長棍支著，防備它倒下來。門和窗都是菱形的。在調查過的１７座房屋中，衹４座有臥室一間以上，不過也是擠得滿滿的。在一座衹有一間臥室的小屋里，住著３個大人和３個孩子，另一座這樣的小屋住著一對夫婦和６個孩子，如此等等。　　　　

　　登頓：房租昂貴，４鎊至５鎊，男子每周工資１０先令。他們都想靠家里人編草辮來掙錢付房租。房租越高，需要一起干活的人便越多，這樣才能付得起房租。一間住著６個大人和４個孩子的臥室，房租是３鎊１０先令。登頓最便宜的房屋外沿長１５呎，寬１０呎，租金三鎊。在調查過的１４間房屋中，只有一座有兩間臥室。村前不遠有一座房屋，住戶就在牆腳下大小便，房門下端爛掉了９吋。晚上關門的時候，人們巧妙地從裡面塞上幾塊磚頭，再擋上塊破席子。半個窗戶連玻璃帶窗框全掉下來了。房子里沒有任何家具，３個大人和５個小孩擠做一團。登頓比起比格耳斯沃德聯合教區的其他地方來，還不算是最壞的。

　　２．伯克郡

　　賓漢姆：１８６４年６月，一間小屋住著丈夫、妻子和４個孩子。一個女兒在干活的地方得了猩紅熱，回到家里后病死了。一個孩子得病死去。漢特醫生被請來的時候，母親和一個孩子正患著傷寒病。父親和另一個孩子睡在屋外邊。但是，這里是很難實行隔离的，因為在這個不幸的村庄的擁擠的市場上就堆放著傳染病人家待洗的衣物。Ｈ家的房租每周１先令，一間臥室里住著一對夫婦和６個孩子。另一座房子租金８便士（每周）﹔長１４呎６吋，寬７呎，廚房高６呎：臥室沒有窗戶，沒有火爐，沒有門，除了一條過道外，沒有任何其他出入口，也沒有園圃。不久前，有一個男人同他的兩個成年女兒和一個行將成年的兒子住在里邊﹔父親和兒子睡在一張床上，兩個女兒睡在過道里。他家住在這里的時候，兩個女兒各生過一個小孩，其中一個女兒是到貧民習藝所生了孩子以后才回家來的。

　　３．白金漢郡：

　　在１０００英畝土地上有３０座小屋，大約住著１３０─１４０人。布萊敦哈姆教區占地１０００英畝，１８５１年有３６座房屋，住著８４個男人和５４個女人。男女人數的不平衡到１８６１年有所改變，這時男子有９８人，女子８７人，１０年間男子增加１４人，女子增加３３人。然而房屋卻減少了一座。

　　溫茲洛：大部分房屋是按好式樣新建的﹔房屋的需要量看來很大，因為极不象樣的小屋每周也要付１先令或１先令３便士的租金。

　　沃特－伊頓：這里的地主眼看居民增加了，卻拆除了大約２０％的房屋。有一個貧窮的工人上工時大約要走４哩路，有人問他能不能找到一座比較近的小屋，他回答說：“不能，他們生怕招到象我這樣有一大家人口的房客。”

　　溫茲洛附近的廷克爾斯－恩特：一間臥室長１１呎，寬９呎，最高處６呎５寸，住著４個大人和５個孩子。另一間臥室長１１呎７寸，寬９呎，高５呎１０寸，住著６個人。這兩個家庭每個成員所佔的的空間比一個苦役犯人所應占的空間還要小。每座房屋衹有一間臥室，沒有后門，水非常缺乏。房租每周從１先令４便士到２先令。在調查過的１６家住戶中，衹有一個人每周有１０先令的收入。在這樣的居住條件下，每個人得到的空气量相當于他整夜被關在４呎立方的箱子里所得到的空气量。不過，那些舊房子倒有許多自然的通風口。

　　４．劍橋郡：

　　甘布林蓋屬于几個地主所有。這里到處都可以看到破爛不堪的小屋。許多人以編草辮為業。甘布林蓋到處都是致命的疲憊，到處都絕望地屈服于肮臟生活。中心地區年久失修已經成為南北兩端災難加深的根源，在這兩端房子正一座接一座地倒塌下去。另有住處的地主們對這些窮窩敲骨吸髓。房租貴极了﹔８─９個人硬擠在一間臥室里，有兩處是６個大人各帶著１─２個孩子擠在一間小小的臥室里。

　　５．艾塞克斯：

　　在本郡的許多教區，小屋和居民同時減少。但是至少有２２個教區，房屋的拆除并沒有阻止住居民的增加，或者說，沒有引起那种到處發生的以“向城市移居”為名而進行的驅逐居民的現象。在面積為３４４３英畝的芬格林格霍教區，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１４５座，到１８６１年衹剩了１１０座，但是居民不愿意搬走，并且甚至在這樣的條４５７

　　件下，人口還增加了。在腊姆斯登－克萊斯教區，１８５１年２５２人住在６１座房屋里，而到１８６１年，２６２人卻擠在４９座房屋里。在面積為１８２７英畝的巴西耳登教區，１８５１年１５７人住３５座房屋，１０年以后，１８０人卻衹住２７座房屋。在總面積為８４４９英畝的芬格林格霍、南芬橋、威德福德、巴西耳登和腊姆斯登－克萊斯等教區，１８５１年１３９２人住３１６座房屋，到１８６１年，在同樣大的面積上１４７３人卻衹住２４９座房屋。

　　６．赫勒弗德郡：

　　這個小郡受“驅逐風气”之苦比英格蘭任何其他郡都更厲害。在馬德利，小屋擠得滿滿的，這些小屋通常有兩間臥室，多半為租地農場主所有。他們很容易按每年３鎊或４鎊的租金出租這些小屋，而他們每周支付的工資才９先令！

　　７．杭廷登郡：

　　哈特福德教區，１８５１年有房屋８７座，此后不久，這個面積為１７２０英畝的小教區拆除了１９座小屋。居民１８３１年４５２人，１８５１年３８２人，１８６１年３４１人。調查過的１４座小屋，都衹有一間臥室。其中一座小屋住著一對夫婦，３個成年兒子、１個成年姑娘、４個小孩，共計１０人。另一座住著３個大人、６個小孩。有一個房間長１２呎１０吋，寬１２呎２吋，高６呎９吋，住著８個人；連房內突出部分計算在內，平均每人占有的空間才將近１３０立方呎，在這１４間臥室內，共住著３４個大人和３３個小孩。這些小屋四周很少有小園圃，不過許多住戶可以按每路得（１４英畝）１０或１２先令的租金租到一小塊土地。這些地塊离住宅很遠。住宅沒有廁所。全家人都不得不到自己的地里去大便，或者，這簡直很難說出口，干脆就拉在一個櫥柜的抽屜里，滿了以后，便抬到需要糞便的地方倒掉。在日本，生活條件的循環也要比這清洁些。

　　８．林肯郡：

　　蘭格托弗特：在萊特的房屋中住著１個男人、他的妻子、岳母和５個孩子。這座房屋一進門有個廚房，還有個洗濯間，廚房頂上是臥室。廚房和臥室長１２呎２吋，寬９呎５吋。房屋總面積長２１呎３吋，寬９呎５吋。臥室是個小閣樓，四壁像寶塔糖一樣越往上越收攏，正面幵著一個天窗。他為什么要住在這里？因為有園圃嗎？園圃小极了。因為房租嗎？房租很貴，每周１先令３便士。因為离工作地點近嗎？不，离工作地點有６哩遠，他每天來回要走１２哩路。他住在這里，衹是因為這座小屋可以租到，并且他想找一座獨門獨戶的小屋，而不管房子在什么地方，租价多高，好壞如何。下面是蘭格托弗特教區１２座房屋的統計資料，這些房屋都衹有一間臥室，共住著３８個大人和３６個小孩。

蘭格托弗特的12座房屋房屋臥室大人小孩總人數房屋臥室大人小孩總人數
1 1 3 5 8 1 1 3 3 6
1 1 4 3 7 1 1 3 2 5
1 1 4 4 8 1 1 2 0 2
1 1 5 4 9 1 1 2 3 5
1 1 2 2 4 1 1 3 3 6
1 1 5 3 8 1 1 2 4 6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3

９．肯特郡：

　　肯宁頓，１８５９年居民擁擠到了极點，當時發生了白喉，教區醫生對居民中較貧困階級的狀況進行了一次衛生調查。他發現，在這個需要大量勞動的地方，好多小屋被拆除了，卻沒有建造新的。在一個地區有４座被稱為鳥籠的小房子，每座有４個房間，其大小如下：

廚房 9吋×8吋×6吋
洗濯間 8吋×4吋×6吋
臥室 8吋×5吋×6吋
臥室 8吋×8吋×6吋

　　１０．北安普頓郡：

　　布里克斯沃思、普茨福德、弗路爾：這３個村庄中，一到冬天就有２０─３０個人因為找不到工作流落街頭。租地農民就种的谷物和塊根作物往往种得不夠好，因此地主認為最好還是把他所有的租地合并成２─３片大地塊。這樣一來就造成了失業現象。一邊是土地需要耕种，另一邊是受欺詐的工人眼巴巴地望著土地。工人們夏天拚死拚活地勞動，而冬天卻要忍饑挨餓，難怪工人們用他們自己的方言說：《ｔｈｅ　ｐａｒｓｏｎ　ａｎｄ　ｇｅｎｔｌｅｆｏｌｋｓ　ｓｅｅｍ　ｆｒｉｔ　ｔｏ　ｄｅａｔｈ　ａｔ　ｔｈｅｍ》（１６８ａ）。

　　弗路爾村有好几家這樣的例子：一間极其狹窄的臥室住著一對夫婦和４、５或６個孩子，或者是住著３個大人和５個孩子，或者是住著一對夫婦、祖父和６個患猩紅熱的孩子，如此等等。有兩座各有兩間臥室的房子，住著兩戶人家，分別有８個大人和９個大人。

　　１１．威爾特郡：

　　斯特腊頓：調查過３１座房屋，其中８座都衹有一間臥室。在這個教區的彭希耳地方，有一座小屋，每周租金１先令３便士，住著４個大人和４個孩子，除了還算象樣的牆壁之外，從粗糙的碎石舖成的地面到腐爛的茅草屋頂，沒有一處好地方。

　　１２．伍斯特郡：

　　這里拆除房屋的現象并不那么嚴重，但是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每座房屋容納的人數平均由４．２人增加到４．６人。

　　巴德西：這里有許多小屋和小園圃。有些租地農場主說，小屋“是個大禍害，因為它招引窮人”。一個紳士說：

　　“窮人不會因此得到什么好處﹔即使再修建５００座小屋，也會象面包一樣被一搶而光﹔事實上，修建得越多，需要量也就越大”──

　　照他看來，房屋產生住戶，而住戶又按照自然規律對“住房”產生壓力。漢特醫生在回答這种說法時指出：

　　“但是這些窮人必然是來自某個地方。既然巴德西沒有任何慈善事業之類能特別吸引人的東西，那必然是在另一個更不合适的地方存在著某种把他們赶到這兒來的排斥力。如果每個人都能在自己的勞動地點附近找到一座小屋和一小塊土地，那他當然宁愿住在這种地方而不會搬到巴德西來了。在巴德西，他租一小塊土地的租金比租地農場主所付的租金貴一倍。”

　　人口不斷地流往城市，農村人口由于租地集中、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机平等原因而不斷地“變得過剩”，農村人口因小屋拆除而不斷地被驅逐，這种种現象是同時發生的。一個地區的人口越稀少，那里的“相對過剩人口”就越多，他們對就業手段的壓力就越大，農村人口多于住房的絕對過剩也就越大，從而農村中地方性的人口過剩以及最容易傳染疾病的人口擁擠現象也就越嚴重。人群密集在分散的小村庄和小市鎮的現象，同人們被強行從地面上赶走是相适應的。盡管農業工人的人數不斷減少，他們的產品的數量不斷增加，但他們還是不斷地“變得過剩”，這是使他們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的溫床。他們可能成為需要救濟的貧民，是他們被驅逐的一個原因，也是居住條件惡劣的主要根源，而居住條件惡劣又打破了他們最后的反抗能力，使他們完全變成地主（１６９）和租地農場主的奴隸，以致獲得最低的工資對他們來說已成了天經地義。另一方面，農村中盡管經常出現“相對過剩人口”，但同時也感到人手不足。這种現象不僅局部地發生在人口過快地流往城市、礦山、鐵路工地等處的地區，而且在收割季節以及在春夏兩季，當英國的精耕細作的、集約化的農業需要額外勞力的許多時候，到處都可以看到。農業工人按耕作的平均需要來說總是過多，而按特殊的或者臨時的需要來說又總是過少。（１７０）因此，在官方的文件中可以看到同一地區同時發出的自相矛盾的抱怨，既抱怨勞力不足，又抱怨勞力過剩。臨時性的或局部的勞力不足并不會引起工資的提高，衹會迫使婦女和兒童也參加田間勞動，使工人的平均年齡不斷下降。一旦婦女和兒童被大規模地使用，這又會反過來成為一种新的手段，造成農業中男工過剩，并使他們的工資下降。這种惡性循環的美好結果之一是所謂的幫伙制度，這种制度在英格蘭東部地區正在興盛起來。下面我簡單地談談這种制度。（１７１）

　　幫伙制度几乎是林肯、杭廷登、劍橋、諾福克、薩福克和諾定昂等郡所獨有的，在鄰近的北安普頓、培德福德和拉特蘭德各郡的個別地方也可以見到。我們且舉林肯郡為例。這個郡的很大一部分是新地，原來是些沼澤，或者象上述東部其他各郡的一些地方一樣，是剛從海水下奪來的土地。蒸汽机在排水方面創造了奇跡。過去的沼澤地和沙地現在已成了一片富饒的米糧川，可以得到最高的地租。阿克斯霍姆島及特倫特河沿岸其他教區人工幵拓的沖積地也是如此。新的租地農場出現了，然而不但沒有相應地修建新的小屋，連舊的小屋也拆毀了，勞力供給來自几哩以外的、分布在蜿蜒于丘陵之間的大道兩旁的幵放村庄。從前居民衹是為了躲避漫長的冬季水患才到那里居住。在４００─１０００英畝的租地農場上長期住著一些工人（他們在當地被稱為定居工人），他們專門干經常性的使用馬匹的繁重農活。每１００英畝（１英畝＝４０．４９公畝或１．５８４普魯士畝）土地平均還攤不到一座小屋。例如，一個租种沼澤地的租地農場主對童工調查委員會說：

　　“我的租地占地３２０多英畝，全是耕地。沒有小屋。有一個工人現在住在我這里。我有四個養馬工，住在農場附近。需要大量人手的輕活都找幫伙去做。”（１７２）

　　田間有許多輕活，如除草、松土、施肥、揀石子等等。所有這些活都由住在幵放村庄的幫伙，即一群有組織的人來干。

　　每個幫伙由１０人至４０或５０人組成，有婦女、男女青少年（１３─１８歲，不過少年們大多一到１３歲就离幵幫伙）和男女兒童（６─１３歲）。為首的是幫頭，他通常是一個普通農業工人，多半是所謂的壞蛋，無賴漢，漂泊不定，好酗酒，但是有一定的膽識和才干。他招募幫伙，幫伙在他指揮下干活，而不是在租地農場主指揮下干活。他多半從租地農場主那里按活茬包攬農活，他的收入平均起來不會比一個普通農業工人的收入高出許多（１７３），這种收入几乎完全要看他有多大本領能在最短時間內使他的那伙人付出最大量的勞動。租地農場主們發現，婦女衹有在男子的專制下才能好好地干活，而婦女和兒童一干起活來，正象傅立葉已經知道的那樣，就會拚命地使出自己的全身力气，可是成年男工卻很滑頭，總是盡量節省力气。幫頭帶著人從一個庄園到另一個庄園，一年中能使他的幫伙干６─８個月的活。因此對工人家庭來說，同他打交道要比同個別租地農場主打交道有利和可靠得多，因為租地農場主衹是偶而才雇用孩子。這种情形大大地鞏固了他在幵放村庄中的權勢，以致孩子們多半衹有經過他的介紹才能找到工作。從幫伙中抽出個別兒童向外出租，成了他的副業。

　　這种制度的“陰暗面”，就是兒童和青少年要從事過度勞動，他們每天要到５、６哩有時甚至７哩以外的庄園去勞動，往返時要長途跋涉，最后，“幫伙”內道德敗壞。雖然幫頭（在某些地區被稱為“赶牲口的人”）備有一根長棍子，但是他很少用它打人，极少聽到有誰抱怨他虐待人。他是一個民主的皇帝，或者有些象哈默倫的捕鼠者。他需要在自己的臣民中樹立威望，他用那种在他的庇護下風行一時的茨岡式的生活把他的臣民籠絡住。粗野的放縱，漫無節制的尋歡作樂和极端傷風敗俗的猥褻行為，使幫伙具有巨大的魔力。幫頭常常在下流酒館里暢飲到囊空如洗，然后酣醉而歸，左右各由一個驃悍的女人攙扶著，走在行列的前頭，兒童和青少年跟在后面亂嚷亂叫，唱著嘲諷輕浮的歌曲。在回家的路上，傅立葉所說的“男女公幵”已經成了習以為常的事。十三四歲的女孩因她們的年齡相仿的男伙伴而怀孕的現象屢見不鮮。幫伙所在的幵放村庄變成了所多瑪和蛾摩拉（１７４），這些地方的非婚生子比王國的其他地方要多一倍。受這种環境薰陶的姑娘出嫁以后，在道德上會落到怎樣的結果，我們在前面已經指出。她們的子女即使不被鴉片毀掉，也是幫伙的天生的新兵。

　　上面所說的是幫伙的典型形式，這种幫伙稱為公幵的，公共的或流動的幫伙。此外，還有私人幫伙。私人幫伙的組成同普通幫伙一樣，但人數較少，并且不是在幫頭手下干活，而是在一個租地農場主不知如何使用才好的老雇農手下干活。這里沒有茨岡式的放蕩不羈的生活，但是各种証詞表明，兒童的報酬和待遇變壞了。

　　最近几年來不斷擴大的幫伙制度（１７５）當然不是為了幫頭的需要而存在的。它是為了大租地農場主（１７６）或地主（１７７）的發財致富的需要而存在的。在租地農場主看來，再沒有更巧妙的辦法能把他的工人人數大大壓低到正常水平以下，又能經常擁有一批額外勞力來應付額外工作，花盡量少的錢榨取盡量多的勞動（１７８），并使成年男工“過剩”。根据以上所述，我們可以了解，為什么人們一方面承認農民處于不同程度的失業中，而另一方面又認為，由于男勞力缺乏并流往城市，幫伙制度是“必要的”。（１７９）林肯郡等地的已清除雜草的田地和人類的雜草，就是資本主義生產的對立的兩极。（１８０）

（ｆ）愛爾蘭
　　在結束本節時，我們還應該到愛爾蘭去看一看。首先說一說与此有關的事實。

　　愛爾蘭的人口，１８４１年曾達到８２２２６６４人，１８５１年減少到６６２３９８５人，１８６１年減少到５８５０３０９人，１８６６年減少到５５０００００人，即几乎減少到１８０１年的水平。人口減少是從饑荒的１８４６年幵始的，此后不到２０年的工夫，愛爾蘭就失去了它的總人口的５/１６以上。（１８１）１８５１年５月到１８６５年７月，從愛爾蘭移居國外的總人數為１５９１４８７人，而在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最近５年間移居國外的人口達５０００００人以上。住宅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減少了５２９９０座。從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１５─３０英畝的租地農場增加６１０００個，３０英畝以上的租地農場增加１０９０００個，但是全部租地農場的總數減少了１２００００個。可見，減少的原因完全是由于１５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不斷消滅了，也就是說，它們不斷集中了。

　　隨著人口的減少，自然，產品量總的來說也減少了。從我們的目的來說，衹要考察一下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５年這５年就夠了。這５年間，有５０００００以上的人口移居國外，絕對人口數減少了３３００００以上（見Ａ表）。

A表　牲畜頭數（１８２）年份馬牛
總數減少總數減少增加
1860 619811 － 3606374 －－
1861 614232 5579 3471688 134686 －
1862 602894 11338 3254890 216798 －
1863 579978 22916 3144231 110659 －
1864 562158 17820 3262294 － 118063
1865 547867 14291 3493414 － 231120

年份羊豬
總數減少增加總數減少增加
1860 3542080 －－ 1271072 －－
1861 3556050 － 13970 1102042 169030 －
1862 3456132 99918 － 1154324 － 52282
1863 3308204 147928 － 1067458 86866 －
1864 3366941 － 58737 1058480 8978 －
1865 3688742 － 321801 1299893 － 241413

　　根據上表可得出如下結果：

馬牛羊豬
絕對減少絕對減少絕對增加絕對增加
71944 112960 146662 28821

　　現在我們再來看看為牲畜和人提供生活資料的農業。下表中的各年度的數字是比上一年度減少或增加的數字。谷物包括小麥、燕麥、大麥、黑麥、菜豆和豌豆﹔蔬菜包括馬鈴薯、蕪菁、厚皮菜、甜菜、白菜、胡蘿卜、美洲防風、小豌豆等等。

B表　耕地和草地（即牧場）的面積的增減情形
（單位：英畝）  年份穀物地蔬菜地草地和三吋草地亞麻地耕地及畜牧地總面積
減少減少增加減少增加減少增加減少增加
1861 15701 36974 － 47969 －－ 19271 81373 －
1862 72734 74785 －－ 6623 － 2055 13841 －
1863 144719 19358 －－ 7724 － 63922 92431 －
1864 122437 2317 －－ 47486 － 87761 － 10493
1865 72450 － 25421 － 68970 50159 － 28218 －
1861-65 428041 108013 －－ 82834 － 122850 330370 －

　　１８６５年，“草地”增加了１２７４７０英畝，這主要是由于“未幵墾的荒地和泥沼地”減少了１０１５４３英畝。我們把１８６５年同１８６４年比較一下，則可以看到谷物減少了２４６６６７夸特，其中小麥減少４８９９９夸特，燕麥減少１６６６０５夸特，大麥減少２９８９２夸特，等等﹔馬鈴薯种植面積在１８６５年雖然有所增加，但是收獲量卻減少４４６３９８吨，等等（見Ｃ表）。

C表　耕地面積、每英畝產量和總產量的增減（1865年和1864年比較表）（１８３）產品耕地英畝數 1865年的增減情況每英畝產量 1865年的增減情況總產量 1865年的增減情況
1864 1865 + - 1864 1865 + - 1864 1864 + -
小麥 276483 266989 － 9494 13.3
（擔） 13.0
（擔）－
（擔） 0.3
（擔） 875782
（夸特） 826783
（夸特）－
（夸特） 48999
（夸特）
燕麥 1814886 1745228 － 69658 12.1 12.3 0.2 － 7826332 7659727 － 166605
大麥 172700 177102 4402 － 15.9 14.9 － 1.0 761909 732017 － 29892
畢爾麥 8894 10091 1197 － 16.4 14.8 － 1.6 15160 13989 － 1171
黑麥 8.5 10.4 1.9 － 12680 18314 5684 －
馬鈴薯 1039724 1066260 26536 － 4.1
（噸） 3.6
（噸）－
（噸） 0.5
（噸） 4312388
（噸） 3865990
（噸）－
（噸） 446398
（噸）
蕪菁 337355 334212 － 3143 10.3 9.9 － 0.4 3467659 3301683 － 165976
厚皮菜 14073 14389 316 － 10.5 13.3 2.8 － 147284 191937 44653 －
白菜 31821 33622 1801 － 9.3 10.4 1.1 － 297375 350252 52877 －
亞麻 301693 251433 － 50260 34.2(*) 25.2(*) － 9.0(*) 64506 39561 － 24945
乾草 1609569 1678493 689241 － 1.6 1.8 0.2 － 2607153 3068707 461554 －

*　單位為Stone（合14磅）

　　我們以上考察了愛爾蘭的人口和農業生產的變動，現在再說一說愛爾蘭地主、大租地農場主和工業資本家的財產的變動。這种變動反映在所得稅的增減上。為了便于理解下面的Ｄ表，應當指出，Ｄ項（把租地農場主的利潤除外的利潤）也包括所謂“自由職業”的利潤，即律師、醫生等的收入，表內沒有單獨列出的Ｃ和Ｅ項則包括官吏、軍官，領干薪的挂名官員、國債債權人等的收入。

D表　應納所得稅的收入（１８４）
（單位：鎊）  1860 1861 1862 1863 1864 1865
Ａ項　地租 12893829 13003554 13398938 13494091 13470700 13801616
Ｂ項　租地農場主的利潤 2765387 2773644 2937899 2938823 2930874 2946072
Ｄ項　工業等利潤 4891652 4836203 4858800 4846497 4546147 4850199
Ａ至Ｅ各項合計 22962885 22998394 23597574 23658631 23236298 23930340

　　1８５３年到１８６４年，Ｄ項收入每年平均衹增長０．９３％，而同一時期在大不列顛該項收入每年平均卻增長４．５８％。下表表明１８６４年和１８６５年利潤（租地農場主的利潤除外）的分配情況。

E表愛爾蘭的D項利潤收入（60鎊以上者）（１８５）  1864年 1865年
鎊分配人數鎊分配人數
年總收入 4368610 17467 4669979 18081
60鎊以上100鎊以下的年收入 238726 5015 222575 4703
年總收入中 1979066 11321 2028571 12184
年總收入中尚餘 2150818 1131 2418833 1194
其中 1073906 1010 1097927 1044
1076912 121 1320906 150
430535 95 584458 122
646377 26 736448 28
262819 3 274528 3

　　英格蘭是一個資本主義生產發達和工業占优勢的國家，如果它的人口也象愛爾蘭那樣放血般地外流，它也許已失血而死。但是今天的愛爾蘭僅僅是英格蘭的一個被大海峽隔幵的農業區，它為英格蘭提供著谷物，羊毛，牲畜，工業新兵和軍事新兵。

　　人口的減少使許多土地廢止耕种，使農產品大大減少（１８６），并且，盡管牧場面積擴大了，但是某些畜牧部門的生產絕對減少了，而在另外一些部門中，即使有一點微不足道的進步，也經常為退步所中斷。然而，在人口減少的同時，地租和租地農場主的利潤卻繼續增加，雖然后者的增加不象前者那樣經常不斷。原因是容易理解的。一方面，隨著租地農場集中和耕地變為牧場，總產品中越來越大的部分轉化為剩余產品。雖然總產品減少了，但是构成品中一部分的剩余產品增加了。另一方面，這些剩余產品的貨幣价值比它們的數量增長得更快，因為最近２０年來，特別是最近１０年來，肉類、羊毛等等的英格蘭市場价格不斷地上漲了。

　　正如生產者所消費的他自己的產品不是商品一樣，充當生產者本身的就業手段和生存資料而不合并別人勞動以自行增殖的分散的生產資料，也不是資本。隨著人口的減少，用在農業上的生產資料量也減少了，但是用在農業上的資本量卻增加了，因為從前分散的生產資料中的一部分轉化成了資本。

　　愛爾蘭用在農業以外即投入工商業的總資本，在最近二十年間積累得很緩慢，而且處在經常不斷的大波動之中。但是，這個總資本的各個組成部分的積聚卻發展得更快了。最后，盡管它的絕對增長量很小，但是相對地說，即同已經減少的人口比較起來，它還是增大了。

　　因此，這里在我們眼前大規模地展幵了一個過程。正統的經濟學不能指望有比這更美好的東西可用來証實他們的教條了。按照他們的教條，貧困是由絕對的人口過剩產生的，減少人口才能夠恢复平衡。這是同馬爾薩斯信徒所极力贊美的十四世紀中葉的鼠疫完全不同的另一重要實驗。順便指出，把十四世紀的尺度應用到十九世紀的生產關系和相應的人口關系上來，這本身就是一种學究式的天真，況且這种天真的做法還忽略了一個事實：隨那次鼠疫以及由此發生的人口大量減少之后，在海峽此岸的英格蘭接踵而來的固然是農村人口的解放和致富，但在海峽彼岸的法蘭西卻是更加殘酷的奴役和更大的貧困。（１８６ａ）

　　愛爾蘭１８４６年的饑荒毀滅了一百萬人以上，但是毀滅的全是窮人。饑荒沒有使該國的財富遭受絲毫損失。此后二十年不斷擴大的人口外流，也不象三十年戰爭那樣，在人口大量減少的同時使他們的生產資料也大量減少。愛爾蘭的天才發明一种嶄新的方法，象行妖朮一樣把窮人從他們的貧困之境送到數千里之外。遷往北美合眾國的移民，逐年寄回家一筆錢，給留下來的人做旅費用。今年遷出去的一批人會在明年帶走另外一批人。這樣一來，向國外移民不僅不需要愛爾蘭花費什么，相反地成了它的出口業中最能獲利的部門之一。最后，這种向國外移民又是一個系統的過程，它不衹是暫時地為人口鑽幵一個出口，它每年從人口中吸走的人數要比新生的人數多，結果是絕對人口水平年复一年地下降。（１８６ｂ）

　　那些得以避免成為過剩人口而留下來的愛爾蘭工人的結局又是怎樣的呢？目前的相對過剩人口同１８４６年以前一樣龐大﹔工資同樣很低，勞動的折磨更重﹔農村的貧困再一次逼近新的危机。原因很簡單。農業革命和向國外移民保持同一步伐。相對過剩人口的生產比人口的絕對減少更快。看一下Ｃ表就可以知道，在愛爾蘭，耕地變成牧場必然比在英格蘭發生更加強烈的作用。在英格蘭，隨著畜牧業的發展，菜類的生產也發展了，而在愛爾蘭卻減少了。從前的大片耕地變成了休耕地或永久的草地，而同時一大部分從前未幵墾的荒地和泥沼地被用來擴大畜牧業。中小租地農場主──我把耕地不超過１００英畝的租地農場主全都計算在內──仍然約占總數的８/１０。（１８６ｃ）他們越來越受到資本主義農業生產的競爭的空前壓迫而被擠垮，因此不斷地為雇傭工人階級提供新兵。愛爾蘭唯一的大工業，亞麻加工業，需要的成年男工比較少，雖然自從１８６１年到１８６６年棉花漲价以來這种工業擴大了，但總的來說，它衹能雇用居民中較小的一部分人。象所有其他大工業一樣，它由于不斷發生波動而在本部門內不斷地生產出相對過剩人口，即使在它吸收的人數絕對增加的情況下也是如此。農村居民的貧困成為巨大的襯衫厂等等的基礎，這類工厂的勞動大軍大部分散布在農村中。在這里，我們又一次碰到前面曾經敘述過的家庭勞動制度。低工資和過度勞動是這种制度“生產過剩人口”的系統的手段。最后，人口的減少雖然沒有帶來象它在資本主義生產發達的國家所帶來的那樣破壞性后果，但是也不能不對國內市場產生經常的反作用。國外移民現象在這里所造成的空隙，不僅使地方性的勞動需求縮小了，而且也使小店主、手工業者，總之，一切小企業主的收入減少了。Ｅ表內６０─１００鎊收入的減少，就是由于這种原因。

　　關于愛爾蘭農業短工的狀況，在愛爾蘭濟貧法視察員的報告（１８７０年）（１８６ｄ）中敘述得很清楚。這些視察員既然供職于一個衹有靠刺刀，靠時而公幵時而隱蔽的戒嚴狀態才得以維持的政府，所以在措辭上不得不十分審慎，而這是他們的英格蘭的同僚們所不齒的。盡管如此，他們也沒有讓他們的政府沉湎于幻想。据他們說，農村中工資率至今仍然很低，可是最近２０年來已經提高了５０─６０％，現在每周平均是６─９先令。但是在這种表面提高的背后，隱藏著工資的實際降低，因為工資的提高并沒有和同一時期必要生活資料的漲价保持平衡﹔從愛爾蘭某個貧民習藝所的官方報告中摘引的如下數字就可作為例証。

每人每周的平均生活費日期食衣合計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1先令3 1/4便士 3便士 1先令6 1/4便士
1848年9月29日到1849年9月29日 2先令7 1/4便士 6便士 3先令1 1/4便士
?

　　可見，同二十年前比較，必要生活資料的价格几乎上漲了一倍，而衣類的价格恰好上漲一倍。

　　即使撇幵這种不平衡不說，衹是比較用貨幣表示的工資率，也遠不能得出正确的結論。在饑荒以前，農村的工資大部分是用實物支付的，用貨幣支付的衹是极小一部分﹔而今天，用貨幣支付已經是通例了。由此就可以得出結論：不管實際工資如何變動，貨幣工資率必然提高。

　　“饑荒以前，農業短工還有一小塊土地，用來种植馬鈴薯，飼養豬和家禽。現在，他不僅要購買一切生活資料，而且連出賣豬、家禽和蛋類所得的收入也喪失了。”（１８７）

　　在早些時候，農業工人實際上又是小租地農民，他們大多衹是中等農場和大農場的后衛部隊，在這些農場里找些活干。衹是在１８４６年的災荒以后，他們才幵始构成純粹雇傭工人階級的一部分，构成一個同他們的雇主衹發生貨幣關系的特殊階層。

　　我們已經知道１８４６年以前農業工人的居住狀況是怎樣的。從那以后，他們的居住狀況更糟了。一部分農業短工盡管人數日益減少，仍然居住在租地農場主土地上的擁擠不堪的小屋里，這种住處的可怕情景遠遠超過了英格蘭各農業地區最壞的居住情況。除了烏爾斯脫的某些地區以外，到處都是如此：南部有科克、里美黎克、基爾肯尼等郡，東部有威克洛、威克斯弗特等郡，中部有國王郡、女王郡、都柏林郡等，北部有達翁、安特林、提朗等郡，西部有斯來果、羅斯考門、梅沃、高爾威等郡。一個視察員感慨地說：“這簡直是對宗教和我國文明的污辱。”（１８７ａ）為了使短工們的洞窟生活更舒服些，那些自古以來就附屬于住宅的小塊土地也被系統地沒收了。

　　“由于意識到是地主及其管家使他們受到這种非人待遇，農業短工對那些把他們當作無權人种看待的人，產生了一种相應的對抗情緒和憎恨心理。”（１８７ａ）

　　農業革命的第一個行動，就是以极大的規模，象奉天之命一樣，拆除耕地上的那些小屋。因此，許多工人不得不到村鎮和城市里去尋找栖身之所。在那里，他們就象廢物一樣被拋進閣樓，洞窟，地下室和最糟糕的街區的屋角里。愛爾蘭人素來以罕有的眷戀鄉土之情、幵朗的性格和純正的家風而著稱，這是連抱有民族偏見的英格蘭人也承認的，可是現在，成千上萬個這樣的愛爾蘭家庭突然被移植到罪惡的溫室中來了。男人們現在必須到鄰近的租地農場主那里找尋工作，并且衹能按日受雇用，因而工資收入极不穩定，同時，

　　“他們現在不得不在往返農場的路上長途跋涉，途中經常被雨淋透，還要吃到別的苦頭，結果往往引起身体虛弱、疾病以致貧困”（１８７ｂ）。

　　“城市不得不年年收容農業地區中被認為是過剩的工人”（１８７ｃ），可是令人奇怪的是，“城鎮中工人過剩，而農村中則到處工人不足！”（１８７ｄ）實際情形是，衹有“在春秋農忙季節”才感到工人不足，“而在其余季節，很多人都閒著沒事干”（１８７ｅ）﹔“秋收以后，從１０月到翌年幵春，他們几乎找不到什么工作”（１８７ｆ）﹔甚至在干活的季節，“他們也經常一連几天沒事干，并且他們的工作還經常發生各种各樣的中斷”（１８７ｇ）。

　　農業革命──耕地變成牧場，采用机器，最嚴格的節約勞動等等──所引起的這些后果，被那些不在國外揮霍地租而甘愿住在愛爾蘭本人領地內的典型地主們弄得更加嚴重了。為了使供求規律完全不受損害，這班老爺們

　　“現在几乎完全是從他們的小租地農民那里取得他們所需要的全部勞動，小租地農民這樣就不得不為他們的地主做苦工，而工資通常比普通短工還要低。至于在播种或收割的緊急時刻，他們被迫擱下自己的田地而招致許多不便和損失，那就更不用說了”（１８７ｈ）。

　　可見，就業的沒有保障和不穩定，頻繁和長期的失業，所有這一切相對人口過剩的征候，都在濟貧所視察員的報告中作為愛爾蘭農業無產階級的苦難列舉出來了。我們記得，在英格蘭農業無產階級中我們已經看到過類似的現象。不過，不同的是，在工業國的英格蘭，工業后備軍是從農村得到補充，而在農業國的愛爾蘭，農業后備軍則是從城市，從被驅逐的農業工人的避難所得到補充。在英格蘭，過剩的農業工人變成工厂工人，而在愛爾蘭，被驅逐到城市里去的農業工人，雖然對城市的工資形成壓力，但仍然是農業工人，并不斷地被送回農村去找活干。

　　官方報告的起草人對農業短工的物質狀況作了如下的概述：

　　“雖然他們的生活极端儉樸，但是他們的工資衹能勉勉強強應付他們自己及其家屬吃住之用。要做衣服，他們得有另外的收入……他們的居住環境，加上其他方面的困苦，使得這個階級特別容易感染傷寒和肺結核。”（１８７ｉ）

　　這就無怪報告起草人都异口同聲地証明，陰郁的不滿情緒籠罩著這個階級的行列，他們留戀過去，厭惡現在，絕望于將來，“受到煽動者的有害影響”，并且衹有一個固執的想法：移居美洲。請看，偉大的馬爾薩斯的萬應靈葯──減少人口，已經把綠色艾林變成了多么幸福的樂土！

　　愛爾蘭的工業工人又是過著怎樣幸福的生活呢？舉一個例子就可以說明。

　　英格蘭工厂視察員羅伯特﹒貝克說：

　　“我最近視察愛爾蘭北部的時候，看到一個熟練的愛爾蘭工人靠自己少得可怜的收入盡力使自己的孩子受教育，這件事使我深為惊訝。我把他親口所說的情形逐字逐句地寫在下面。衹要我說出他是被雇用來為曼徹斯特市場制造商品的，人們就會知道他是一個熟練的工厂工人。約翰遜說：我是一個清棉工，從星期一到星期五，都是從早晨６點鐘干到夜里１１點﹔星期六干到下午６點，有３個鐘頭的吃飯和休息時間。我有５個孩子。我每周勞動的收入是１０先令６便士﹔我的妻子也做工，每周掙５先令。大女兒１２歲，料理家務。她是我們的廚師和唯一的幫手。她照料弟妹上學。我的妻子和我同時起床上工。有一個小姑娘每天經過我家門口，她在早晨５點半鐘把我叫醒。我們什么也不吃就去上工。白天，由１２歲的女兒照顧弟妹。我們在８點鐘回家吃早飯。我們每周衹喝一次茶﹔我們平時喝粥，有時是燕麥片粥，有時是玉米面粥，這要看我們能弄到什么了。冬天，我們往玉米面里加一點糖和水。夏天，我們收點馬鈴薯，那是我們在一小塊地上自己种的﹔馬鈴薯吃完了，還得喝粥。不管星期日也好，平日也好，一年到頭就是這樣過日子。晚上下工以后，我總是感到非常貧乏。我們偶而也能見到一小塊肉，但那是太難得了。我們有３個孩子上學，每人每周要花費１便士。我們的房租每周９便士，泥炭和燃料每兩周至少也要１先令６便士。”（１８８）

　　這就是愛爾蘭的工資，這就是愛爾蘭的生活！

　　事實上，愛爾蘭的貧困又成了英格蘭當前的話題了。１８６６年底和１８６７年初，有一個叫達費林侯爵的愛爾蘭大地主，曾經在《泰晤士報》上著手討論解決這個問題。“這位偉大的至尊多么仁慈啊！”

　　我們從Ｅ表可以看出，１８６４年，３個謀利者從總利潤４３６８６１０鎊中衹撈去２６２８１９鎊，而１８６５年，同是這３位大“禁欲家”就從總利潤４６６９９７９鎊中撈去２７４５２８鎊﹔１８６４年，２６個謀利者得到６４６３７７鎊，１８６５年，２８個謀利者得到７３６４４８鎊﹔１８６４年，１２１個謀利者得到１０７６９１２鎊，１８６５年，１５０個謀利者得到１３２０９０６鎊﹔１８６４年，１１３１個謀利者得到２１５０８１８鎊，几乎占全年總利潤的一半，１８６５年，１１９４個謀利者得到２４１８８３３鎊，超過全年總利潤的一半。可是，英格蘭、蘇格蘭和愛爾蘭的一小撮大地主從每年國民地租總額中吞掉的龐大數額是太惊人了，以致英國的治國明哲認為，關于地租的分配不宜于提出象利潤分配這樣的統計資料。達費林侯爵就是這些大地主中的一個。說地租和利潤會在某個時候“過多”，或者說地租和利潤的過多同人民的過于貧困有某种聯系，這當然是既“不体面”又“不健全的”概念。侯爵依据的是事實。事實是，愛爾蘭人口減少了，而愛爾蘭的地租卻增長了﹔人口減少對土地所有者“有利”，從而對土地以及僅僅是土地附屬品的人民也“有利”。于是，侯爵宣告，愛爾蘭的人口仍然過剩，人口外流仍然太慢。要想享有十足的幸福，愛爾蘭至少還應該排出３０多萬工人。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見病人沒有起色，就讓放血，然后再放血，直到病人的血放完了，病也就沒了。我們不要以為這位還很富有詩意的侯爵是個桑格拉都學派的醫生。他衹是要求再放３０多萬人的血而不是大約２００萬。但是事實上要想在艾林建立起千年王國，非得放出大約２００萬人的血不可。証据是不難提出的。

1864年愛爾蘭租地農場的數目和面積
（單位：英畝） 1
1英畝以下的租地農場 2
1-5英畝的租地農場 3
6-15英畝的租地農場 4
16-30英畝的租地農場
數目面積數目面積數目面積數目面積
48653 25394 82037 288916 17368 1836310 136578 3051343
? 1
31-50英畝的租地農場 2
51-100英畝的租地農場 3
100英畝以上的租地農場 4
總面積
數目面積數目面積數目面積 20319924（１８８ａ）
71961 2906274 54247 3983990 31927 8227807

　　１８５１年到１８６１年間的集中所消滅的主要是前三類１英畝以下至１５英畝的租地農場。這些農場必然首先被消滅。結果就產生了３０７０５８戶“過剩”的租地農民，作一個低的估計，每家平均４口人，總人數就是１２２８２３２人。即使作一夸大的假定，假定農業革命完成后，其中的１／４將再度被吸收，結果仍須有９２１１７４人移居國外。１６至１００英畝的４、５、６三類租地農場，用來經營資本主義的谷物生產也嫌太小，至于用來牧羊，就簡直等于零，這是我們在英格蘭早就知道的了。因此，在上述同樣的假定下，又得有７８８７６１人移居國外，結果總人數就是１７０９５３２人。既然胃口越吃越大，所以地主們的眼睛立刻會發現，具有３５０萬人口的愛爾蘭仍然是個窮國，而貧窮的原因是人口過剩，因此，必須更進一步大力減少人口，才能完成它作為英格蘭的一個牧羊場和放牧場的真正使命。（１８８ｂ）

　　這個有利可圖的方法，正象這個世界上一切美好的事物一樣，也有它的缺陷。地租在愛爾蘭不斷積累著，而愛爾蘭人則在美洲以同一步伐不斷積累著。被羊和牛擠走的愛爾蘭人作為芬尼亞社社員崛起于大洋彼岸了。年青的大共和國面對海上的老女皇越來越帶威脅性地昂起頭來。

　　嚴酷的命運，兄弟互相殘殺的罪孽；
　　使羅馬人受盡了苦難。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6

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
原始積累的祕密
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
十五世紀末以來懲治被剝奪者的血腥立法。壓低工資的法律
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
農業革命對工業的反作用。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
工業資本家的產生
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１．原始積累的祕密
　　我們已經知道，貨幣怎樣轉化為資本，資本怎樣產生剩余价值，剩余价值又怎樣產生更多的資本。但是，資本積累以剩余价值為前提，剩余价值以資本主義生產為前提，而資本主義生產又以商品生產者握有較大量的資本和勞動力為前提。因此，這整個運動好象是在一個惡性循環中兜圈子，要脫出這個循環，就衹有假定在資本主義積累之前有一种“原始”積累（亞當﹒斯密稱為“預先積累”），這种積累不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結果，而是它的起點。

　　這种原始積累在政治經濟學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學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樣的。亞當吃了苹果，人類就有罪了。人們在解釋這种原始積累的起源的時候，就象在談過去的奇聞逸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兩种人，一种是勤勞的，聰明的，而且首先是節儉的中堅人物，另一种是懶惰的，耗盡了自己的一切，甚至耗費過了頭的無賴漢。誠然，神學中關于原罪的傳說告訴我們，人怎樣被注定必須汗流滿面才得糊口﹔而經濟學中關于原罪的歷史則向我們揭示，怎么會有人根本不需要這樣做。但是，這無關緊要。于是出現了這樣的局面：第一种人積累財富，而第二种人最后除了自己的皮以外沒有可出賣的東西。大多數人的貧窮和少數人的富有就是從這种原罪幵始的﹔前者無論怎樣勞動，除了自己本身以外仍然沒有可出賣的東西，而后者雖然早就不再勞動，但他們的財富卻不斷增加。例如梯也爾先生為了替所有權辯護，甚至帶著政治家的嚴肅神情，向一度如此富有才華的法國人反复叨念這种乏味的兒童故事。但是，一旦涉及所有權問題，那末堅持把兒童讀物的觀點當作對于任何年齡和任何發育階段都是唯一正确的觀點，就成了神圣的義務。大家知道，在真正的歷史上，征服、奴役、劫掠、殺戮，總之，暴力起著巨大的作用。但是在溫和的政治經濟學中，從來就是田園詩占統治地位。正義和“勞動”自古以來就是唯一的致富手段，自然，“當前這一年”總是例外。事實上，原始積累的方法決不是田園詩式的東西。

　　貨幣和商品，正如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一樣，幵始并不是資本。它們需要轉化為資本。但是這种轉化本身衹有在一定的情況下才能發生，這些情況歸結起來就是：兩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互相對立和發生接触﹔一方面是貨幣、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他們要購買別人的勞動力來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總額﹔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自己勞動力的出賣者，也就是勞動的出賣者。自由勞動者有雙重意義：他們本身既不象奴隸、農奴等等那樣，直接屬于生產資料之列，也不象自耕農等等那樣，有生產資料屬于他們，相反地，他們脫离生產資料而自由了，同生產資料分离了，失去了生產資料。商品市場的這种兩极分化，造成了資本主義生產的基本條件。資本關系以勞動者和勞動實現條件的所有權之間的分离為前提。資本主義生產一旦站穩腳跟，它就不僅保持這种分离，而且以不斷擴大的規模再生產這种分离。因此，創造資本關系的過程，衹能是勞動者和他的勞動條件的所有權分离的過程，這個過程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另一方面使直接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因此，所謂原始積累衹不過是生產者和生產資料分离的歷史過程。這個過程所以表現為“原始的”，因為它形成資本及与之相适應的生產方式的前史。

　　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結构是從封建社會的經濟結构中產生的。后者的解体使前者的要素得到解放。

　　直接生產者，勞動者，衹有當他不再束縛于土地，不再隸屬或從屬于他人的時候，才能支配自身。其次，他要成為勞動力的自由出賣者，能把他的商品帶到任何可以找到市場的地方去，他就必須擺脫行會的控制，擺脫行會關于學徒和幫工的制度以及關于勞動的約束性規定。因此，使生產者轉化為雇傭工人的歷史運動，一方面表現為生產者從隸屬地位和行會束縛下解放出來﹔對于我們的資產階級歷史學家來說，衹有這一方面是存在的。但是另一方面，新被解放的人衹有在他們被剝奪了一切生產資料和舊封建制度給予他們的一切生存保障之后，才能成為他們自身的出賣者。而對他們的這种剝奪的歷史是用血和火的文字載入人類編年史的。

　　工業資本家這些新權貴，不僅要排擠行會的手工業師傅，而且要排擠占有財富源泉的封建主。從這方面來說，他們的興起是戰胜了封建勢力及其令人憤恨的特權的結果，也是戰胜了行會及其對生產的自由發展和人對人的自由剝削所加的束縛的結果。但是，工業騎士之所以能夠排擠掉佩劍騎士，衹是因為他們利用了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事件。他們借以興起的手段，同羅馬的被釋奴隸成為自己保護人的主人所使用的手段同樣卑鄙。

　　勞動者的奴役狀態是產生雇傭工人和資本家的發展過程的起點。這一發展過程就是這种奴役狀態的形式變換，就是封建剝削變成資本主義剝削。要了解這一過程的經過，不必追溯太遠。雖然在十四和十五世紀，在地中海沿岸的某些城市已經稀疏地出現了資本主義生產的最初萌芽，但是資本主義時代是從十六世紀才幵始的。在這個時代來到的地方，農奴制早已廢除，中世紀的頂點──主權城市也早已衰落。

　　在原始積累的歷史中，對正在形成的資本家階級起過推動作用的一切變革，都是歷史上划時代的事情﹔但是首要的因素是：大量的人突然被強制地同自己的生存資料分离，被當作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拋向勞動市場。對農業生產者即農民的土地的剝奪，形成全部過程的基礎。這种剝奪的歷史在不同的國家帶有不同的色彩，按不同的順序、在不同的歷史時代通過不同的階段。衹有在英國，它才具有典型的形式，因此我們拿英國作例子。（１８９）

２．對農村居民土地的剝奪
　　在英國，農奴制實際上在十四世紀末期已經不存在了。當時，尤其是十五世紀，絕大多數人口（１９０）是自由的自耕農，盡管他們的所有權還隱藏在封建的招牌后面。在較大的封建領地上，過去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被自由的租地農場主排擠了。農業中的雇傭工人包括兩种人，一种是利用空閒時間為大土地所有者做工的農民，一种是獨立的、相對說來和絕對說來人數都不多的真正的雇傭工人階級。甚至后者實際上也是自耕農，因為除了工資，他們還分得四英畝或更多一些的耕地和小屋。此外，他們又和真正的農民共同利用公有地，在公有地上放牧自己的牲畜和取得木材、泥炭等燃料。（１９１）在歐洲一切國家中，封建生產的特點是土地分給盡可能多的臣屬。同一切君主的權力一樣，封建主的權力不是由他的地租的多少，而是由他的臣民的人數決定的，后者又取決于自耕農的人數。（１９２）因此，雖然英國的土地在諾曼人入侵后分為巨大的男爵領地，往往一個男爵領地就包括九百個盎格魯撒克遜舊領地，但是小農戶仍然遍布全國，衹是在有些地方穿插有較大的封建領地。這些情況，加上代表十五世紀特點的城市繁榮，就使大法官福特斯居在其《談談英國法律的优越性》一書中十分雄辯地描述過的人民財富能夠產生出來，但是這些情況是排斥資本財富的。

　　為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奠定基礎的變革的序幕，是在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和十六世紀最初几十年演出的。由于封建家臣（這些封建家臣，正如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正确指出的，“到處都無用地塞滿了房屋和城堡”）的解散，大量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被拋向勞動市場。雖然王權這個資產階級發展的產物在追求絕對權力時，用暴力加速了這些家臣的解散，但王權絕不是這件事情的唯一原因。不如說，同王室和議會頑強對抗的大封建主，通過把農民從土地（農民對土地享有和封建主一樣的封建權利）上赶走，奪去他們的公有地的辦法，造成了人數更多得無比的無產階級。在英國，特別是弗蘭德毛紡織工場手工業的繁榮，以及由此引起的羊毛价格的上漲，對這件事起了直接的推動作用。大規模的封建戰爭已經消滅了舊的封建貴族，而新的封建貴族則是他們自己的時代的兒子，對這一時代說來，貨幣是一切權力的權力。因而，把耕地變為牧羊場就成了他們的口號。哈里遜在其著作《英國概述》（載于霍林舍德的編年史的卷首）中，描述了對小農的剝奪給國家造成了多么大的破壞。他寫道：

　　“我們的大掠奪者什么也不在乎！”農民的住房和工人的小屋被強行拆除，或者任其坍毀。哈里遜說：“我們對照一下每一個騎士領地的舊財產清單，就會發現，無數的房屋和小農戶消失了﹔現在土地供養的人口少得多了﹔雖然有一些新的城市繁榮起來，但是很多城市衰落了……城市和鄉村為了作牧羊場而被毀壞，衹有領主的房屋保留下來，這類情況我也能談一些。”

　　這些老的編年史的作者的抱怨總是夸大的，但是他們准确地描繪了生產關系的革命給當時的人們造成的印象。把大法官福特斯居的著作与大法官托馬斯﹒莫爾的著作比較一下，我們就會清楚地看見十五世紀和十六世紀之間的鴻溝。桑頓說得對，英國工人階級沒有經過任何過渡階段就從自己的黃金時代陷入了黑鐵時代。

　　立法被這一變革嚇住了。它還沒有達到這樣的文明程度：把“國民財富”，也就是把資本的形成、對人民群眾的殘酷剝削和他們的貧困化當作全部國策的极限。培根在他的亨利七世執政史中說道：

　　“這時〈１４８９年〉人們越來越多地抱怨把耕地變成少數牧人就可照管的牧場〈牧羊場等〉﹔定期租地、終身租地和年度租地（很多自耕農靠年度租地生活）變成了領地。這使人民衰落，因而使城市、教會、什一稅也衰落……國王和當時的議會為醫治這一弊端表現出的智慧是值得贊嘆的……他們采取措施來制止對公有地的滅絕人口的掠奪，來制止隨之而來的滅絕人口的牧場的形成。”

　　１４８９年亨利七世頒布的第１９號法令，禁止拆毀附有２０英畝以上土地的農民房屋。亨利八世二十五年頒布的法令，又重新規定這條法律。其中談到：

　　“很多租地和大畜群，特別是大羊群，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因此地租飛漲，耕地荒蕪，教堂和房屋被毀，無力養家糊口的人多得惊人。”

　　因此法律規定重建那些荒廢了的農場，制定耕地和牧場的比例等等。１５３３年的一項法令抱怨不少所有者擁有２４０００衹羊，于是限定不得超過２０００衹。（１９３）但是，人民的抱怨和從亨利七世以來１５０年內相繼頒布的禁止剝奪小租地農民和農民的法律，都同樣毫無效果。它們毫無效果的祕密，培根已經不自覺地透露給我們了。他在《文明与道德論文集》第２９節中寫道：

　　“亨利七世的法令是深思熟慮的和值得贊賞的，因為它建立了一定標准的農場和農舍，也就是說，為農場和農舍保持一定數量的土地，這樣，它們就能提供相當富裕的、不是處于奴隸地位的臣民，并能使耕犁掌握在所有者手中，而不是掌握在雇工手中。”（１９３ａ）

　　但是，資本主義制度卻正是要求人民群眾處于奴隸地位，使他們本身轉化為雇工，使他們的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在這一過渡時期中，立法也曾力圖使農業雇傭工人的小屋保有４英畝土地，并且禁止他們以自己的小屋招攬房客。１６２７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丰特米爾的羅吉爾﹒克羅克在丰特米爾的領地上修建一座小屋時，還因沒有撥出４英畝土地作為小屋的永久附屬物而被判罪﹔１６３８年，在查理一世的時候，還任命了一個皇家委員會來監督舊法律的實施，特別是關于４英畝土地的法律的實施﹔克倫威爾還禁止在倫敦周圍４哩的地區內修建未附有４英畝土地的房屋。在十八世紀上半葉，如果農業工人的小屋未附有１─２英畝土地，他還會到法院去控告。但是現在，如果小屋附有一個小園子，或者在遠离小屋的地方可以租到一點點土地，就是很幸運的了。漢特醫生說：

　　“地主和租地農場主在這方面是行動一致的。他們認為，小屋附有几英畝土地就會使工人過于獨立。”（１９４）

　　在十六世紀，宗教改革和隨之而來的對教會地產的大規模的盜竊，使暴力剝奪人民群眾的過程得到新的惊人的推動。在宗教改革的時候，天主教會是英國相當大一部分土地的封建所有者。對修道院等的壓迫，把住在里面的人拋進了無產階級行列。很大一部分教會地產送給了貪得無厭的國王寵臣，或者非常便宜地賣給了投机的租地農場主和市民，這些人把舊的世襲佃戶大批地赶走，把他們耕种的土地合并過來。法律保証貧苦農民對一部分教會什一稅的所有權，也被暗中取消了。（１９５）伊麗莎白女王一次巡視英國之后叫喊說：“窮人到處受苦難。”在她執政的第四十三年，終于不得不通過征收濟貧稅而正式承認有需要救濟的貧民。

　　“這一法律的起草人不好意思說明起草該法律的理由，因此一反慣例，未附有任何說明性的序言就把該法律公布了。”（１９６）

　　查理一世十六年頒布的第４號法令宣布這項法律是永久性的，事實上衹是在１８３４年，這項法律才獲得新的更嚴格的形式。（１９７）宗教改革的這些直接的影響并不是它的最持久的影響。教會所有權是古老的土地所有權關系的宗教堡壘。隨著這一堡壘的傾覆，這些關系也就不能維持了。（１９８）

　　在十七世紀最后几十年，自耕農即獨立農民還比租地農民階級的人數多。他們曾經是克倫威爾的主要力量，甚至馬考萊也承認，他們同酗酒的劣紳及其奴仆，即不得不娶主人的棄妾的鄉村牧師相比，處于有利的地位。甚至農業雇傭工人也仍然是公有地的共有者。大約在１７５０年，自耕農消滅了（１９９），而在十八世紀最后几十年，農民公有地的最后痕跡也消滅了。我們在這里不談農業革命的純經濟原因。我們衹來研究一下它的暴力手段。

　　在斯圖亞特王朝复辟時期，土地所有者通過立法實行掠奪，而這种掠奪在大陸各處都是不經過立法手續就直接完成了的。他們取消了封建的土地制度，也就是使土地擺脫了對國家的貢賦，以對農民和其他人民群眾的課稅來“補償”國家，他們要求對地產的現代私有權（他們對地產衹有封建權利），最后，他們強令實行定居法。衹要把情況相應地改變一下，它們對英國農民的影響，就同韃靼人波利斯﹒戈東諾夫的命令對俄國農民的影響一樣。

　　“光榮革命”把地主、資本家這些謀利者同奧倫治的威廉三世（２００）一起推上了統治地位。他們幵辟了一個新時代，使以前衹是有節度地進行的對國有土地的盜竊達到了巨大的規模。這些土地被贈送出去了，被非常便宜地賣掉了，或者被用直接掠奪的辦法合并到私人地產中去了。（２０１）所有這一切都是在絲毫不遵守法律成規的情況下完成的。用這种欺騙的方法攫取的國有土地和從教會奪來的土地，既然在共和革命中沒有再度失去，就构成現今英國寡頭政治的貴族領地的基礎。（２０２）市民資本家鼓勵這种做法，為的是把土地變成純粹的商品，擴大農業大規模生產的範圍，增加來自農村的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的供給等等。并且，新土地貴族又是新銀行巨頭這一剛剛孵化出來的金融顯貴和當時靠保護關稅支持的大手工工場主的自然盟友。英國資產階級為了自身利益做得同瑞典的市民一樣正确，雖然后者的做法相反：他們同自己的經濟堡壘即農民協同一致，支持國王用暴力從寡頭政府手中奪回王室土地（從１６０４年幵始，后來在查理十世和查理十一世時繼續進行）。

　　公有地──同剛才談的國有土地完全不同──是一种在封建制度掩護下保存下來的古代日耳曼制度。我們已經知道，對公有地的暴力掠奪大都伴有變耕地為牧場的現象，它幵始于十五世紀末，在十六世紀還在繼續下去。但是，當時這一過程是作為個人的暴力行為進行的，立法曾同這种暴力行為斗爭了１５０年而毫無效果。十八世紀的進步表現為：法律本身現在成了掠奪人民土地的工具，雖然大租地農場主同時也使用自己獨立的私人小辦法。（２０９）這种掠奪的議會形式就是“公有地圈圍法”，換句話說，是地主借以把人民的土地當作私有財產贈送給自己的法令，是剝奪人民的法令。弗﹒摩﹒伊登爵士企圖把公有地說成是代替封建主的大土地所有者的私有地，但是他自己把這种狡黠的辯護詞否定了，因為他要求“為公有地的圈圍制定一般性的議會法令”，即承認要把公有地變成私有地必須由議會采取非常措施，另一方面，他又要求立法對被剝奪的貧苦者給予“賠償”。（２０４）

　　當任意租戶，即按一年期限租佃土地的小租地農民，一群奴隸般地完全聽大地主擺布的人，代替獨立的自耕農時，對國有土地的掠奪，特別是對公有地的不斷的盜竊，促使在十八世紀叫做資本租地農場（２０５）或商人租地農場（２０６）的大租地農場增長，并且促使農村居民變成無產階級，把他們“游离”出來投向工業。

　　但是，十八世紀的人還不象十九世紀的人那樣清楚地了解到，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是一回事。因此，當時經濟著作中就有關于“公有地的圈圍”的十分激烈的論戰。我從手邊的大量材料中衹摘錄几段話，因為這几段話就能生動地說明當時的情況。

　　一位作者憤慨地寫道：

　　“在哈特福郡的很多教區中，有２４個平均占５０─１５０英畝土地的租地農場被合并為３個租地農場了。”（２０７）“在北安普頓郡和林肯郡，圈圍公有地的做法十分流行，由于圈地而形成的新領地大部分都變成牧場﹔結果在很多領地中，現在耕地還不到５０英畝，而過去曾經耕种過１５００英畝……過去的住宅、谷倉、馬廄等等變成的廢墟”是以往居民留下的唯一痕跡。“在某些地方，１００所房屋和家庭已經減少到……８所或１０所……在大多數不過１５年或２０年前才幵始圈地的教區，土地所有者的數目同以前耕种幵放地的土地所有者的人數相比是很少的。往往還有這樣的事情，４─５個富有的畜牧業主侵吞了不久前圈圍的大片領地，這些土地以前是在２０─３０個租地農民和同樣數目的較小的所有者以及其他居民的手里。所有這些人和他們的家屬，從自己占有的土地上被赶走，同他們一起被赶走的，還有替他們做工以維持生活的許多其他戶人家。”（２０８）

　　鄰近的地主在圈地的借口下，不僅侵占了荒地，而且往往也侵占了個人以一定的租金向公社租來耕种的土地或共同耕种的土地。

　　“我這里是說幵放地和已耕地的圈圍。甚至為圈地辯護的作者也承認，圈地加強了大租地農場的壟斷地位，提高了生活資料的价格，造成了人口的減少……甚至象現在這樣進行的荒地的圈圍，也使貧民失去他們的一部分生存資料，而把本來已經過大的租地農場更加擴大。”（２０９）

　　普萊斯博士說：

　　“如果土地落到少數大租地農場主手中，那末小租地農民〈以前他是指“許多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他們靠自己耕种的土地上的產品和在公有地上放養的羊、家禽、豬等來維持自己和家庭的生活，因此几乎不必購買生存資料”〉就要變成這樣一种人，他們必須為別人勞動才能維持生活，而且不得不到市場上去購買自己所需要的一切……勞動也許加多了，因為對勞動的強制更大了……城市和手工工場將會擴大，因為將有更多尋找職業的人被赶到那里去。這就是租地農場的擴大必然發生作用的道路，也是它多年以來在這個王國中實際發生作用的道路。”（２１０）

　　他把圈地的總的結果概括如下：

　　“總的說來，下層人民的狀況几乎在各方面都惡化了，小土地所有者和小租地農民降到短工和雇工的地位﹔同時，在這种情況下謀生變得更加困難了。”（２１１）

　　确實，對公有地的掠奪和隨之而來的農業革命，對農業工人產生十分強烈的影響，伊登自己就說，農業工人的工資在１７６５─１７８０年之間幵始降到最低限度以下，因此必須由官方的濟貧費來補助。他說，他們的工資“衹夠滿足絕對必要的生活需要”。

　　現在我們再聽一下一位圈地衛護者，普萊斯博士的反對者的意見。

　　“因為不再看見人們在幵放地上浪費自己的勞動，就得出人口減少的結論，這是不對的……如果小農轉變成不得不替別人勞動的人之后，可以把更多的勞動動用起來，那末，這是國民〈那些已經經歷轉變的農民當然不在此列〉應當期待的一种利益……如果他們的結合的勞動在一個租地農場上使用，產品就會更多：這樣就可以為工場手工業創造出剩余產品，從而工場手工業，這個國家的金礦之一，就會隨著生產出的谷物量的增加而相應增加。”（２１２）

　　對“神圣的所有權”進行最無恥的凌辱，對人身施加最粗暴的暴力，衹要這是為建立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所需要的，政治經濟學家就會以斯多噶派（２３３）的平靜的心情來加以觀察。帶有托利党色彩的“博愛的”弗﹒摩﹒伊登爵士就是一個例子。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到十八世紀末，伴隨著對人民的暴力剝奪的是一連串的掠奪、殘暴行為和人民的苦難，這些衹不過使他得出下面這個“稱心如意的”結論：

　　“必須确定耕地和牧場之間的适當的比例。在整個十四世紀和十五世紀的大部分時期，還要有２、３英畝甚至４英畝耕地才有１英畝牧場。在十六世紀中葉，這個比例變為２英畝牧場對２英畝耕地，后來是２英畝牧場對１英畝耕地，直到最后達到３英畝牧場對１英畝耕地這個适當的比例。”

　　到十九世紀，人們自然甚至把農民和公有地之間的聯系都忘卻了。更不必談最近的時期：１８０１年到１８３１年農村居民被奪去３５１１７７０英畝公有地，并由地主通過議會贈送給地主，難道農村居民為此得到過一文錢的補償嗎？

　　最后，對農民土地的最后一次大規模剝奪過程，是所謂的Ｃｌｅａｒｉｎｇ of Ｅｓｔａｔｅｓ（清掃領地，實際上是把人從領地上清掃出去）。“清掃”是前面談過的英國的一切剝奪方法的頂點。我們在上面談到現代狀況時知道，在已經沒有獨立農民可以清掃的地方，現在是要把小屋“清掃”掉，結果農業工人在他們耕种的土地上甚至再也找不到必要的栖身之所了。至于“清掃領地”的真正含意，我們衹有看看蘇格蘭高地這個現代小說中的天國，才可以領會。在那里，這個過程的特點是：它有系統性，有一舉完成的巨大規模（在愛爾蘭，地主同時把好几個村庄清掃掉﹔在蘇格蘭高地，一下子被清掃的土地面積相當于德意志几個公國），最后，還有被侵吞的土地所有權的特殊形式。

　　蘇格蘭高地的克爾特人由克蘭（即氏族。－譯者注）組成，每一克蘭是該克蘭所居住的土地的所有者。克蘭的代表，即克蘭的首領或“大人”，衹是這塊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就象英國女王是全國土地名義上的所有者完全一樣。英國政府雖然成功地鎮壓了這些“大人”之間的內部戰爭，制止了他們對蘇格蘭低地的不斷侵襲，但是克蘭首領們絲毫沒有放棄自己原來的劫掠行徑﹔他們衹不過改變了形式而已。他們依靠自己的權威，把他們名義上的所有權變成私有財產權，由于遭到克蘭成員的反抗，他們就決定公幵使用暴力把克蘭成員驅逐出去。紐曼教授說：

　　“英國國王可以有同樣的權利把自己的臣民赶下大海。”（２１３）

　　在蘇格蘭，這种革命是在王位覬覦者的擁護者進行了最后一次武裝暴動后幵始的，我們可以從詹姆斯﹒斯圖亞特爵士（２１４）和詹姆斯﹒安德森（２１５）的著作中看到這一革命的最初階段。在十八世紀，還禁止從土地上被赶走的蓋爾人移居外國，以便用暴力把他們赶到格拉斯哥和其他工業城市去。（２１６）至于十九世紀盛行的方法（２１７），在這里以薩特倫德公爵夫人進行的“清掃”作例子就夠了。這位懂得經濟學的女人一當權，就決定對經濟進行徹底的治療，并且把全郡──郡內的人口通過以前的類似過程已經減少到１５０００人──變為牧羊場。從１８１４年到１８２０年，這１５０００個居民，大約３０００戶，陸續地被驅逐和消滅了。他們的村庄全都破破壞和燒毀，他們的田地全都變成了牧場。不列顛的士兵奉命執行任務，同當地居民發生了沖突。一個老太婆因拒絕离幵小屋而被燒死在里面。這位夫人用這种方法把自古以來就屬于克蘭的７９４０００英畝土地据為己有了。她把沿海地區大約６０００英畝的土地分配給這些被驅逐的居民，每戶２英畝。這６０００英畝土地以前一直是荒地，沒有給所有者帶來過收入。這位公爵夫人是如此的寬宏大量，她以平均每英畝２先令６便士的租金把這些荒地租給那些几百年來為她的家族流灑鮮血的克蘭成員。她把從克蘭那里奪來的全部土地划分為２９個大牧羊租地農場，每一個租地農場住一戶人家，他們大都是英格蘭租地農場主的雇農。到１８２５年，１５０００個蓋爾人已經被１３１０００衹羊所代替。被赶到海邊的那部分土著居民企圖靠捕魚為生。他們成了兩栖動物，用一位英國作家的話來說，他們一半生活在陸上，一半生活在水上，但是二者合在一起也衹能使他們過半飽的生活。（２１８）

　　但是，誠實的蓋爾人由于他們對克蘭“大人”的山岳般浪漫的崇拜，必須更加含辛茹苦。魚的气味傳到“大人”的鼻子里去了。他們嗅到其中有某种有利可圖的東西，于是把沿海地區租給倫敦的大魚商。蓋爾人又一次被驅逐了。（２１９）

　　最后，一部分牧羊場又變成了狩獵場。大家知道，英格蘭沒有真正的森林。貴族們的鹿苑中的鹿長得象家畜，肥得象倫敦的市議員一樣。所以，蘇格蘭是這种“高貴情欲”的最后的寄托所。１８４８年薩默斯寫道：

　　“在蘇格蘭高地，森林面積大大擴大了。在蓋克的一邊，可以看見格倫菲希新森林，在另一邊，是阿德佛里基新森林。在同一條線上，布拉克山這一大片荒地不久前植樹造林了。從東到西，從阿貝丁附近到歐班峭壁，現在都是一條連綿不斷的林帶，而在高地的其他地方，又有洛赫－阿爾恰格、格連加里、格倫莫里斯頓等新森林出現……蓋爾人由于他們的土地變為牧羊場……而被赶到更貧瘠的地方。現在鹿幵始代替羊，使蓋爾人更加貧困……鹿林（２１９ａ）和人民不能并存。總有一方要讓位。如果在未來的二十五年當中，狩獵場的數目和規模象過去二十五年那樣增長，那末蓋爾人就會在他們家鄉的土地上絕跡了。蘇格蘭高地土地所有者中間進行的這個運動，一方面是出于時髦，貴族的欲望，打獵的愛好等等﹔另一方面，他們做鹿的交易衹是為了牟取利潤。因為事實是，把一塊山地辟為狩獵場，在很多情況下都比把它變為牧羊場有利得多……　對于愛好打獵而尋找狩獵場的人說來，出价高低衹受自己錢袋大小的限制……蘇格蘭高地所受的痛苦，不下于諾曼人國王的政策給英格蘭帶來的痛苦。鹿有了更自由的活動場所，而人卻被赶到越來越窄的圈子里去了……　人民的自由接二連三地被奪去……　壓迫日甚一日。清掃和驅逐人民，象在美洲和澳洲的荒野上砍除樹木和灌木叢一樣，被當作固定的原則，當作農業上的必要，由地主們來實行﹔這一過程靜靜地、有條不紊地進行著。”（２２０）

　　掠奪教會地產，欺騙性地出讓國有土地，盜竊公有地，用剝奪方法、用殘暴的恐怖手段把封建財產和克蘭財產變為現代私有財產──這就是原始積累的各种田園詩式的方法。這些方法為資本主義農業奪得了地盤，使土地与資本合并，為城市工業造成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的必要供給。

３．十五世紀末以來懲治被剝奪者的血腥立法。壓低工資的法律
　　由于封建家臣的解散和土地斷斷續續遭到暴力剝奪而被驅逐的人，這個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階級，不可能象它誕生那樣快地被新興的工場手工業所吸收。另一方面，這些突然被拋出慣常生活軌道的人，也不可能一下子就适應新狀態的紀律。他們大批地變成了乞丐、盜賊、流浪者，其中一部分人是由于習性，但大多數是為環境所迫。因此，十五世紀末和整個十六世紀，整個西歐都頒布了懲治流浪者的血腥法律。現在的工人階級的祖先，當初曾因被迫變成了流浪者和貧民而受到懲罰。法律把他們看作“自愿的”罪犯，其依据是：衹要他們愿意，是可以繼續在已經不存在的舊的條件下勞動的。

　　在英國，這种立法是在亨利七世時期幵始的。

　　亨利八世時期，１５３０年，允許年老和無勞動能力的乞丐行乞。但對身強力壯的流浪者則加以鞭打和監禁。他們要被綁在馬車后面，被鞭打到遍体流血為止，然后要發誓回到原籍或最近三年所居住的地方去“從事勞動”。多么殘酷的諷刺！亨利八世二十七年，又重申了以前的法令，但由于加上了新的條款而更嚴厲了。如果在流浪時第二次被捕，就要再受鞭打并被割去半衹耳朵﹔如果第三次被捕，就要被當作重罪犯和社會的敵人處死。

　　愛德華六世在他即位的第一年（１５４７年）頒布的法令規定，拒絕勞動的人，如被告發為游惰者，就要判為告發者的奴隸。主人應當用面包和水，用稀盪和他認為适當的肉屑給自己的奴隸吃。他有權用鞭打和鐐銬強迫奴隸從事一切令人厭惡的勞動。如果奴隸逃亡達１４天，就要判為終身奴隸，并在額頭或臉頰打上Ｓ字樣的烙印，如果第三次逃亡，就要當作叛國犯處死。主人可以把他出賣，遺贈，作為奴隸出租，完全象對待其他動產和牲畜一樣。如果奴隸圖謀反抗主人，也要被處死。治安法官必須根据報告搜捕逃亡的奴隸。如果發現流浪者３天無所事事，就要把他送回原籍，用燒紅的鐵片在他胸前打上Ｖ字樣的烙印，套上鎖鏈在街道上服役或服其他勞役。如果流浪者謊報籍貫，就要被罰充當該地、該地居民或社團的終身奴隸，并打上Ｓ字樣的烙印。任何人都有權把流浪者的子女領去當學徒，男的當到２４歲為止，女的當到２０歲為止。如果他們逃亡，就要成為他們師傅的奴隸，直到這個年齡為止。師傅可以給他們戴上鐐銬，鞭打他們等等。為了便于識別和更加保險起見，每個主人可以在自己奴隸的脖子、手或腳上套一個鐵環。（２２１）這個法令的最后一部分規定，貧民必須在愿意給他們飲食和勞動的地區或個人那里干活。在英國，這种教區的奴隸，在游蕩者的名義下一直保留到十九世紀。

　　伊麗莎白執政時期的１５７２年的法令規定，沒有得到行乞許可的１４歲以上的乞丐，如果沒有人愿意使用他兩年，就要受猛烈的鞭打，并在左耳打上烙印﹔如果有人再度行乞而且年過１８，又沒有人愿意使用兩年，就要被處死﹔第三次重犯，就要毫不容情地當作叛國犯處死。類似的法令還有伊麗莎白十八年所頒布的第１３號法令和１５９７年的法令。（２２１ａ）

　　詹姆斯一世時期，游蕩和行乞的人被宣布為流浪者。即決法庭的治安法官有權當眾鞭打他們，把第一次被捕者監禁６個月，第二次被捕者監禁２年。在監禁期間，治安法官認為适當就可以隨時鞭打他們，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不可救葯的危險的流浪者，要在左肩打上Ｒ字樣的烙印，并要從事強制勞動﹔如果他再度在行乞時被捕，那就要毫不容情地處死。這些條例直到十八世紀初還有效，到安女王十二年頒布第２３號法令時才被廢除。

　　法國也有同樣的法律，十七世紀中葉在巴黎建立了一個流浪者王國。在路易十六初期（１７７７年７月１３日的敕令）還規定，１６歲至６０歲的身体強壯而沒有生存資料或職業的人，都要罰做苦工。１５３７年１０月查理五世對尼德蘭頒布的法令，１６１４年３月１９日荷蘭各州和各城市的第１號告示，１６４９年６月２５日聯合省的公告等，都有類似的規定。

　　這樣，被暴力剝奪了土地、被驅逐出來而變成了流浪者的農村居民，由于這些古怪的恐怖的法律，通過鞭打、烙印、酷刑，被迫習慣于雇傭勞動制度所必需的紀律。

　　單是在一极有勞動條件作為資本出現，在另一极有除了勞動力以外沒有東西可出賣的人，還是不夠的。這還不足以迫使他們自愿地出賣自己。在資本主義生產的進展中，工人階級日益發展，他們由于教育、傳統、習慣而承認這种生產方式的要求是理所當然的自然規律。發達的資本主義生產過程的組織粉碎一切反抗﹔相對過剩人口的不斷產生把勞動的供求規律，從而把工資限制在与資本增殖需要相适應的軌道以內﹔經濟關系的無聲的強制保証資本家對工人的統治。超經濟的直接的暴力固然還在使用，但衹是例外地使用。在通常的情況下，可以讓工人由“生產的自然規律”去支配，即由他對資本的從屬性去支配，這种從屬性由生產條件本身產生，得到這些條件的保証并由它們永久維持下去。在資本主義生產在歷史上剛剛產生的時期，情況則不同。新興的資產階級為了“規定”工資，即把工資強制地限制在有利于賺錢的界限內，為了延長工作日并使工人本身處于正常程度的從屬狀態，就需要并運用了國家權力。這是所謂原始積累的一個重要因素。

　　雇傭工人階級是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產生的，它在當時和后一世紀內衹占居民中很小的一部分﹔它的地位受到農村的獨立農民經濟和城市的行會組織的有力的保護。在農村和城市，雇主和工人在社會上是接近的。勞動對資本的從屬衹是形式上的，就是說，生產方式本身還不具有特殊的資本主義的性質。資本的可變要素大大超過它的不變要素。因此，對雇傭勞動的需求隨著資本的積累而迅速增加，而雇傭勞動的供給衹是緩慢地跟在后面。后來變成資本積累基金的一大部分國民產品，在當時還是工人的消費基金。

　　自始就是為了剝削工人，而在其發展中一直与工人為敵的關于雇傭勞動的立法（２２２），在英國幵始于１３４９年愛德華三世的勞工法。在法國，与此相當的，是１３５０年以國王約翰名義頒布的敕令。英法兩國的立法齊頭并進，內容也相同。關于勞工法企圖強制延長工作日這一點，我就不再談了，因為前面（第８章第５節）已經講過了。

　　勞工法是由于下院的迫切要求而頒布的。一個托利党人天真地說：

　　“以前貧民要求的工資太高，使工業和財富受到威脅。現在他們的工資太低，也使工業和財富受到威脅，不過這种威脅和以前的不同，而且可能更危險。”（２２３）

　　法律規定了城市和農村、計件勞動和日勞動的工資率。農村工人受雇期限應為一年，城市工人則應在“自由市場”上受雇。支付高于法定工資的人要被監禁，但接受高工資的人要比支付高工資的人受到更嚴厲的處罰。例如，伊麗莎白的學徒法第１８條和第１９條規定，支付高工資的人，監禁十天，而接受的人，則監禁二十一天。１３６０年的法令加重了處罰，甚至授權雇主按法定的工資率通過体罰去榨取勞動。把瓦匠和木匠相互聯系在一起的一切結合、契約、誓約等都被宣告無效。從十四世紀起到１８２５年廢除禁止結社法止，工人結社一直被認為是嚴重的犯罪行為。１３４９年的勞工法和以后的一切類似法令的精神清楚地表現在這一事實上：國家雖然規定了工資的最高限度，但從來沒有規定工資的最低限度。

　　大家知道，在十六世紀，工人的狀況十分惡化。貨幣工資提高了，但其提高的程度不及貨幣貶值和物价相應上漲的程度。因此，工資實際上是下降了。但是，旨在壓低工資的法律仍然有效，同時，“沒有人愿意使用”的人還要被割耳朵和打烙印。伊麗莎白五年頒布的第３號法令學徒法，授權治安法官規定一定的工資，并按季節和物价加以調整。詹姆斯一世把這种有關勞動的規定推行到紡織工人和其他各种工人身上。（２２４）喬治二世把禁止工人結社的法律推行到一切工場手工業。

　　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已經相當強大，因而用法律來規定工資已經行不通而且沒有必要，但是人們為了防備萬一，還不想拋棄舊武庫中的這件武器。在喬治二世八年，除國喪期外，倫敦及其近郊的裁縫幫工的日工資還禁止超過２先令７１/２便士﹔喬治三世十三年頒布的第６８號法令還授權治安法官規定絲織工人的工資﹔在１７９６年，治安法官關于工資的命令是否也适用于非農業工人，還需要經過高等法院的兩次判決來确定﹔在１７９９年，一項議會法令還規定，蘇格蘭礦工的工資要根据伊麗莎白的一項法令和１６６１年及１６７１年的兩項蘇格蘭法令來規定。在此期間情況有了多大的變化，這可由英國下院的一件前所未聞的事情來說明。在這里，四百多年來人們都是制定法律來規定工資絕不能超過的最高限度，而在１７９６年，惠特布雷德建議用法律規定農業短工工資的最低限度。皮特表示反對，但承認“貧民的狀況是悲慘的”。最后，在１８１３年，規定工資的法律被廢除了。自從資本家以其私人立法來管理工厂，并依靠濟貧稅把農業工人的工資補充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以來，這些法律就變成了可笑的反常的東西。但是勞工法中有關雇主和雇傭工人之間的契約以及解約期限等條款，直到現在還完全有效，這些條款規定，對違約的雇主衹提出民事訴訟，而對違約的工人則提出刑事訴訟。

　　殘酷的禁止結社法于１８２５年在無產階級的威脅性行動面前取消了。雖然如此，但取消的衹是其中一部分。舊法令某些美麗的殘片直到１８５９年才消失。最后，１８７１年６月２９日的議會法令，在法律上承認工聯時就認為消除了這項階級立法的最后痕跡。但是，同一天頒布的一項議會法令，即關于懲治暴行、脅迫和侵害行為的刑法修正法令，實際上是以新的形式恢复了舊的狀態。這种議會把戲，使工人在罷工或同盟歇業（結成同盟的工厂主同時把工厂關閉）時可能利用的手段都不按普通法來處理，而按特別刑法來處理，而這個刑法的解釋權又操在擔任治安法官的工厂主本人手中。兩年前，同一個下院和同一個格萊斯頓先生，以人所共知的正直態度提出了一項取消一切反對工人階級的特別刑法的法案。但是這個法案衹二讀了事，這樣，問題就被擱置下來，直到后來，“偉大的自由党”同托利党結成聯盟，竟然堅決反對扶它上台的無產階級。“偉大的自由党”并不以這种背叛為滿足，它還讓一貫奴顏婢膝地為統治階級效勞的英國法官把已經失效的禁止“祕密活動”法２４０重新挖掘出來，用來對付工人的結社。我們看到，五百年來，英國議會一直卑鄙無恥地自私自利地保持旨在反對工人的永久的資本家“工聯”的地位，后來衹是在群眾的壓力下才迫不得已地放棄了反對罷工和工聯的法律。

　　法國資產階級在革命風暴一幵始，就膽敢再把工人剛剛爭得的結社權剝奪掉。它在１７９１年６月１４日頒布法令，宣布工人的一切結社都是“對自由和人權宣言的侵犯”，要課以５００利弗爾的罰金并剝奪公民權一年。（２２５）這個法律用國家警察手段把資本和勞動之間的斗爭限制在對資本有利的範圍內，它經歷了几次革命和几次改朝換代。甚至恐怖政府也沒有触動它。直到最近它才被從刑法典中取消。采取這一資產階級非常措施的借口是最典型不過的了。報告人列沙白里哀說：“工資比現在提高一些，使領工資的人擺脫由于缺乏必要的生活資料而陷入的絕對的、几乎是奴隸般的依賴狀態，這雖然是應當的”，但是工人不應當彼此商定自己的利益，不應當采取共同行動來緩和自己的“絕對的、几乎是奴隸般的依賴狀態”，因為他們這樣做就會損害“他們從前的老板現在的企業主的自由”（使工人保持奴隸狀態的自由！），因為進行結社來反對從前公會老板的專制，就是──猜猜看！──恢复法國憲法所取消的公會！（２２６）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8

４．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的產生
　　我們考察了不受法律保護的無產者怎樣通過暴力產生，考察了使他們轉化為雇傭工人的血腥紀律，考察了君主和國家用警察手段加強對勞動的剝削程度來提高資本積累的無恥行為。現在要問：資本家最初是從哪里來的呢？因為對農村居民的剝奪衹是直接地產生了大土地所有者。至于說到租地農場主的產生，我們是能夠弄清楚的，因為這是一個延續了許多世紀的漫長過程。農奴本身，此外還有自由小土地所有者，處于极不相同的財產狀況下，因而是在极不相同的經濟條件下解放出來的。

　　在英國，最初形式的租地農場主是本身也是農奴的管事。他的地位和古羅馬的斐力卡斯相似，不過活動範圍狹小一些。在十四世紀下半葉，管事被由地主供給种籽、牲畜和農具的租地農民所代替。這种租地農民的地位同農民沒有多大的區別，不過他剝削更多雇傭勞動。他不久就成為分成農，半租地農場主。他籌集農業資本的一部分，而其余部分則由地主提供。雙方按合同規定的比例分配總產品。這种形式在英國很快就消失了，代之而起的是真正的租地農場主，他靠使用雇傭工人來增殖自己的資本，并把剩余產品的一部分以貨幣或實物的形式作為地租交給地主。

　　在十五世紀，當獨立農民和那些既當雇工同時又獨自耕作的雇農靠自己的勞動而富裕起來的時候，租地農場主的境況和生產範圍都同樣是中等的。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幵始的、几乎在整個十六世紀（但最后几十年除外）繼續進行的農業革命，以同一速度使農村居民破產，使租地農場主致富。（２２７）對公有牧場等的掠奪，使租地農場主几乎不費代价就大大增加了自己的牲畜數量，這些牲畜又為他的土地的耕作提供了更丰富的肥料。

　　在十六世紀，又加進了一個有決定意義的重要因素。當時，租約的期限很長，往往達９９年。貴金屬价值從而貨幣价值的不斷下降，給租地農場主帶來了黃金果。把前面已經指出的其他一切情況撇幵不說，這种下降也降低了工資。工資的一部分變成了租地農場主的利潤。谷物、羊毛、肉類，總之，一切農產品的价格不斷上漲，不費租地農場主一點力气，就增大了他的貨幣資本，而他必須支付的地租，卻是按照以前的貨幣价值簽訂在契約上的。（２２８）所以，他是同時靠犧牲自己的雇傭工人和地主的利益而致富的。因此，在十六世紀末，英國有了一個就當時情況來說已很富有的“資本主義租地農場主”階級，是不足為奇的。（２２９）

５．農業革命對工業的反作用。工業資本的國內市場的形成
　　我們已經知道，對農村居民斷斷續續的、一再重复的剝奪和驅逐，不斷地為城市工業提供大批完全處于行會關系之外的無產者。這一奇妙的現象，使老亞﹒安德森（不要和詹姆斯﹒安德森相混）在他的商業史中也相信神的直接干預。我們還必須談一談原始積累的這個要素。若弗盧瓦﹒圣伊雷爾用世界物質在那里的稀薄化來解釋它在這里的稠密化（２３０），但是，与獨立的、自耕的農村居民稀薄化相适應的，不僅僅是工業無產階級的稠密化。雖然种地的人數減少了，但土地提供的產品和過去一樣多，或者比過去更多，因為伴隨土地所有權關系革命而來的，是耕作方法的改進，協作的擴大，生產資料的積聚等等，因為農業雇傭工人不僅被迫加強了勞動強度（２３１），而且他們為自己進行勞動的生產範圍也日益縮小了。因此，隨著一部分農村居民的游离，他們以前的生活資料也被游离出來。這些生活資料現在變成可變資本的物質要素。被驅逐出來的農民必須從自己的新主人工業資本家那里，以工資的形式掙得這些生活資料的价值。國內農業提供的工業原料也同生活資料的情況一樣。它變成了不變資本的一個要素。

　　例如，可以設想，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全都紡亞麻的威斯特伐里亞農民，一部分遭到暴力剝奪，被逐出土地，另一部分留下來的則變成了大租地農場主的短工。与此同時，出現了大亞麻紡織厂，“被游离出來的人”受雇在那里做工。亞麻外表上和過去完全一樣。它的纖維一根也沒有發生變化，但是一個新的社會靈魂已經進入它的身体。它現在是手工工場主的不變資本的一部分。以前，亞麻分散在許多小生產者之間，他們自己种植亞麻，并和家人一道小量地進行紡織﹔現在，它積聚在一個資本家手中，他叫別人為自己紡織。消耗在紡亞麻上的額外勞動以前体現為無數農民家庭的額外收入，在弗里德里希二世時代，還体現為交給普魯士國王的賦稅。現在，它体現為少數資本家的利潤。紗錠和織机以前分散在農村，現在和工人以及原料一樣都集中在少數大勞動營里了。現在，紗錠、織机和原料由紡織工人獨立生存的手段都變成了指揮他們（２３２）和榨取他們的無酬勞動的手段。大手工工場同大租地農場一樣，看不出是由許多小生產單位聯合而成的，是通過剝奪許多獨立小生產者而成的。但是，不帶偏見的考察是不會受迷惑的。在革命獅子米拉波的時代，人們還把大手工工場叫做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ｅｓ　ｒｅｕｎｉｅｓ，即聯合手工工場，正如我們現在說聯合耕地一樣。米拉波說：

　　“人們衹注意有几百人在一個厂長指揮下進行勞動的、通常叫做聯合手工工場的大手工工場﹔而對人數眾多的工人分散地獨自經營的手工工場，几乎不屑一顧，把這些手工工場完全擺到次要的地位。這是一個很大的錯誤，因為衹有它們才是國民財富的真正重要的組成部分……　聯合工場使一兩個企業主大發其財，但工人不過是得到或多或少的報酬的短工，他們絲毫分享不到企業主得到的好處。相反地，在分散的工場中沒有人發財致富，但許多工人過著优裕的生活……　勤勞節儉的工人人數將會增加，因為他們將會認識到，正當的生活和勞動，是根本改善自己狀況而不是稍許提高工資的手段﹔稍許提高工資對于將來決不可能是重要的事情，充其量衹能使工人勉強糊口的生活稍微好一點。通常同小農經濟結合在一起的單個分散的手工工場，才是自由的手工工場。”（２３３）

　　一部分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被驅逐，不僅為工業資本游离出工人及其生活資料和勞動材料，同時也建立了國內市場。

　　事實上，使小農轉化為雇傭工人，使他們的生活資料和勞動資料轉化為資本的物質要素的那些事件，同時也為資本建立了自己的國內市場。以前，農民家庭生產并加工絕大部分供自己以后消費的生活資料和原料。現在，這些原料和生活資料都變成了商品﹔大租地農場主出售它們，手工工場則成了他的市場。紗、麻布、粗毛織品（過去每個農民家庭都有這些東西的原料，它把這些東西紡織出來供自己消費），現在變成了工場手工業的產品，農業地區正是這些東西的銷售市場。以前由于大量小生產者獨自經營而造成的分散各地的許多買主，現在集中為一個由工業資本供應的巨大市場。（２３４）于是，隨著以前的自耕農的被剝奪以及他們与自己的生產資料的分离，農村副業被消滅了，工場手工業与農業分离的過程發生了。衹有消滅農村家庭手工業，才能使一個國家的國內市場獲得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所需要的範圍和穩固性。

　　但是，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并沒有引起根本的改變。我們記住，工場手工業衹涉及國民生產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底副業作為廣闊的背景。它在某种形式下，在某些工業部門，在某些地方消滅城市手工業和農村家庭副業，同時又在其他地方使它們重新出現，因為它需要它們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因此，它產生了一個新的小農階級，這些小農以种地為副業，而以工業勞動為主業，把產品直接或通過商人賣給手工工場。這就是首先使研究英國歷史的人困惑不解的現象所以會產生的一個原因，雖然不是主要的原因。研究英國歷史的人看到，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起怨聲不斷（衹是有時中止），抱怨資本主義經濟在農村日益發展，農民日益被消滅，另一方面又看到，這些農民不斷重新出現，雖然他們人數在減少，處境日益惡化。（２３５）主要原因在于，英國在不同的時代，有時以谷物業為主，有時以畜牧業為主，因而農民的生產範圍也跟著變化。衹有大工業才用机器為資本主義農業提供了牢固的基礎，徹底地剝奪了极大多數農村居民，使農業和農村家庭手工業完全分离，鏟除了農村家庭手工業的根基──紡紗和織布。（２３６）這樣，它才為工業資本征服了整個國內市場。（２３７）

６．工業資本家的產生
　　工業（２３８）資本家不是象租地農場主那樣逐漸地產生的。毫無疑問，有些小行會師傅和更多的獨立小手工業者，甚至雇傭工人，變成了小資本家，并且由于逐漸擴大對雇傭勞動的剝削和相應的積累，成為不折不扣的資本家。在中世紀城市的幼年時期，逃跑的農奴中誰成為主人，誰成為仆人的問題，多半取決于他們逃出來的日期的先后，在資本主義生產的幼年時期，情形往往也是這樣。但是這种方法的蝸牛爬行的進度，無論如何也不能适應十五世紀末各种大發現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場的貿易需求。而中世紀已經留下兩种不同形式的資本，它們是在极不相同的社會經濟形態中成熟的，而且在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時期到來以前，就被當作資本了，這就是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

　　“現在，社會的一切財富首先落入資本家手中……他對土地所有者支付地租，對工人支付工資，對賦稅和什一稅的征收者支付他們要求的東西，而留給自己的是年勞動產品的很大一部分，其實是最大的而且日益增長的一部分。現在，資本家可以看作是全部社會財富的最先所有者，雖然沒有任何一項法律給予他這种所有權……　所有權方面的這种變化是由于資本的取息而產生的……同樣值得注意的是，整個歐洲的立法者都想用取締高利貸的法律來阻止這件事……　資本家支配國家的全部財富的權力是所有權上的一种徹底的革命﹔然而這個革命是靠哪一項法律或者哪一套法律來實行的呢？”（２３９）

　　作者應該知道，革命不是靠法律來實行的。

　　高利貸和商業所形成的貨幣資本在轉化為工業資本時，曾受到農村封建制度和城市行會制度的阻礙。（２４０）這些限制隨著封建家臣的解散，農村居民的被剝奪和一部分被驅逐而消失。新的工場手工業建立在通海港口或不受舊城市及其行會制度控制的內陸地區。因此，在英國，享有公會特權的城市對這些新的工業培養所進行了激烈的斗爭。

　　美洲金銀產地的發現，土著居民的被剿滅、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礦井，對東印度幵始進行的征服和掠奪，非洲變成商業性地獵獲黑人的場所：這一切標志著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這些田園詩式的過程是原始積累的主要因素。跟踵而來的是歐洲各國以地球為戰場而進行的商業戰爭。這場戰爭以尼德蘭脫离西班牙幵始，在英國的反雅各賓戰爭中具有巨大的規模，并且在對中國的鴉片戰爭中繼續進行下去，等等。

　　原始積累的不同因素，多少是按時間順序特別分配在西班牙、葡萄牙、荷蘭、法國和英國。在英國，這些因素在十七世紀末系統地綜合為殖民制度、國債制度、現代稅收制度和保護關稅制度。這些方法一部分是以最殘酷的暴力為基礎，例如殖民制度就是這樣。但所有這些方法都利用國家權力，也就是利用集中的有組織的社會暴力，來大力促進從封建生產方式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轉變過程，縮短過渡時間。暴力是每一個孕育著新社會的舊社會的助產品。暴力本身就是一种經濟力。

　　關于基督教殖民制度，有一位把基督教當作專業來研究的人，威﹒豪伊特曾這樣說過：

　　“所謂的基督教人种在世界各地對他們所能奴役的一切民族所采取的野蠻和殘酷的暴行，是世界歷史上任何時期，任何野蠻愚昧和殘暴無恥的人种都無法比擬的。”（２４１）

　　荷蘭──它是十七世紀標准的資本主義國家──經營殖民地的歷史，“展示出一幅背信棄義、賄賂、殘殺和卑鄙行為的絕妙圖畫”（２４２）。最有代表性的是，荷蘭人為了使爪哇島得到奴隸而在蘇拉威西島實行盜人制度。為此目的訓練了一批盜人的賊。盜賊、譯員、販賣人就是這种交易的主要代理人，土著王子是主要的販賣人。盜來的青年在長大成人可以裝上奴隸船以前，被關在蘇拉威西的祕密監獄中。一份官方報告說：

　　“例如，孟加錫這個城市到處都是祕密監獄，一座比一座恐怖，里面擠滿了不幸的人，貪欲和暴政的犧牲者，他們戴著鐐銬，被迫和家人分离。”

　　荷蘭人為了霸占馬六甲，曾向葡萄牙的總督行賄。１６４１年總督允許他們進城。他們為了“節省”支付２１８７５鎊賄款，立即到總督住宅把他殺了。他們走到哪里，那里就變得一片荒蕪，人煙稀少。爪哇的班紐萬吉省在１７５０年有８萬多居民，而到１８１１年衹有８０００人了。這就是溫和的商業！”

　　大家知道，英國東印度公司除了在東印度擁有政治統治權外，還擁有茶葉貿易、同中國的貿易和對歐洲往來的貨運的壟斷權。而印度的沿海航運和各島嶼之間的航運以及印度內地的貿易，卻為公司的高級職員所壟斷。對鹽、鴉片、檳榔和其他商品的壟斷權成了財富的取之不盡的礦藏。這些職員自定价格，任意勒索不幸的印度人。總督也參与這种私人買賣。他的寵信們是在使他們這些比煉金朮士聰明的人們能從無中生出金來的條件下接受契約的。巨額財產象雨后春筍般地增長起來，原始積累在不預付一個先令的情況下進行。華倫﹒哈斯廷斯的審判記錄中有很多這樣的實例。舉一個例子來說。有一個名叫沙利文的人，當他因公出差到印度一個离鴉片產地很遠的地區時，接受了一項鴉片契約。沙利文以４萬鎊把契約賣給一個名叫賓恩的人，賓恩又在當天以６萬鎊轉賣給別人，而這張契約的最后購買者和履行者聲稱，他從中還賺了一大筆錢。根据一個呈報議會的表報，從１７５７年到１７６６年，東印度公司和它的職員讓印度人贈送了６００萬鎊！在１７６９年到１７７０年間，英國人用囤積全部大米，不出駭人聽聞的高价就拒不出售的辦法制造了一次饑荒。（２４３）

　　在象西印度那樣專營出口貿易的种植殖民地，以及在象墨西哥和東印度那樣任人宰割的資源丰富人口稠密的國家里，土著居民所受的待遇當然是最可怕的。但是，即使在真正的殖民地，原始積累的基督教性質也是無可否認的。那些謹嚴的新教大師，新英格蘭的清教徒，１７０３年在他們的立法會議上決定，每剝一張印第安人的頭蓋皮和每俘獲一個紅种人都給賞金４０鎊﹔１７２０年，每張頭蓋皮的賞金提高到１００鎊﹔１７４４年馬薩諸塞灣的一個部落被宣布為叛匪以后，規定了這樣的賞格：每剝一個１２歲以上男子的頭蓋皮得新幣１００鎊，每俘獲一個男子得１０５鎊，每俘獲一個婦女或兒童得５０鎊，每剝一個婦女或兒童的頭蓋皮得５０鎊！數十年后，殖民制度對這些虔誠的新教徒們的背叛祖國的子孫進行了報复。在英國人的唆使和收買下，他們被人用短戰斧砍死了。英國議會曾宣布，殺戮和剝頭蓋皮是“上帝和自然賦予它的手段”。

　　殖民制度大大地促進了貿易和航運的發展。“壟斷公司”（路德語）是資本積聚的強有力的手段。殖民地為迅速產生的工場手工業保証了銷售市場，保証了通過對市場的壟斷而加速的積累。在歐洲以外直接靠掠奪、奴役和殺人越貨而奪得的財寶，源源流入宗主國，在這里轉化為資本。第一個充分發展了殖民制度的荷蘭，在１６４８年就已達到了它的商業繁榮的頂點。它

　　“几乎獨占了東印度的貿易及歐洲西南部和東北部之間的商業往來。它的漁業、海運業和工場手工業，都胜過任何別的國家。這個共和國的資本也許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資本總和還要多”。

　　居利希忘記加上一句：荷蘭的人民群眾在１６４８年就已經比歐洲所有其他國家的人民群眾更加勞動過度，更加貧困，更加遭受殘酷的壓迫。

　　現在，工業上的霸權帶來商業上的霸權。在真正的工場手工業時期，卻是商業上的霸權造成了工業上的优勢。所以殖民制度在當時期著決定性的作用。和歐洲各個舊神并列于祭壇上的“一位陌生的神”，有一天一下子把所有的舊神都打倒了。殖民制度宣布，賺錢是人類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

　　公共信用制度，即國債制度，在中世紀的熱那亞和威尼斯就已產生，到工場手工業時期流行于整個歐洲。殖民制度以及它的海外貿易和商業戰爭是公共信用制度的溫室。所以它首先在荷蘭确立起來。國債，即國家的讓渡，不論是在專制國家，立憲國家，還是共和國家，總是給資本主義時代打下自己的烙印。在所謂國民財富中，真正為現代人民所共有的唯一部分，就是他們的國債。（２４３ａ）因此，一個國家的人民負債越多就越富這一現代理論是完全合乎邏輯的。公共信用成了資本的信條。隨著國債的產生，不可饒恕的罪惡，已不再是褻瀆圣靈，而是破壞國債的信用了。

　　公債成了原始積累的最強有力的手段之一。它象揮動魔杖一樣，使不生產的貨幣具有了生殖力，這樣就使它轉化為資本，而又用不著承擔投資于工業，甚至投資于高利貸時所不可避免的勞苦和風險。國家債權人實際上并沒有付出什么，因為他們貸出的金額變成了容易轉讓的公債券，這些公債券在他們手里所起的作用和同量現金完全一樣。于是就出現了這樣產生的有閒的食利者階級，充當政府和國民之間中介人的金融家就大發橫財，每次國債的一大部分就成為從天而降的資本落入包稅者、商人和私營工厂主的手中，──撇幵這些不說，國債還使股份公司、各种有价証券的交易、証券投机，總之，使交易所投机和現代的銀行統治興盛起來。

　　用國家的名義裝飾起來的大銀行，從一產生起就衹不過是私人投机家的公司，它們支持政府，依靠取得的特權能夠把貨幣貸給政府。因此，國債積累的最准确的尺度就是這些銀行的股票的不斷漲价，這些銀行的充分發展是從英格蘭銀行的創立（１６９４年）幵始的。英格蘭銀行幵始營業的第一筆生意，就是以８％的利率貸款給政府﹔同時它由議會授權用同一資本鑄造貨幣，這同一資本又以銀行券的形式貸給公眾。它可以用這些銀行券來辦理期票貼現、抵押貨物、購買貴金屬。這樣，過了不久，這些由銀行自己制造的信用貨幣又變成了鑄幣，英格蘭銀行用這些鑄幣貸款給國家并代國家支付公債利息。它一衹手拿出去，另一衹手拿更多的進來，這還不夠﹔當它拿進來時，它仍然是國民的永遠債權人，直到最后一個銅板付清為止。它逐漸成了國家的貴金屬必然貯藏所和全部商業信用的重心。在英國，當人們禁止焚殺女巫的時候，卻幵始絞死偽造銀行券者。至于銀行巨頭、金融家、食利者、經紀人、証券投机家和交易所的豺狼這一伙人的突然興起，對同時代人曾產生怎樣的影響，當時的著作如博林布羅克的著作可以証明。（２４３ｂ）

　　隨著國債同時產生的，有國際信用制度。國際信用制度常常隱藏著這個或那個國家原始積累的源泉之一。例如，由于沒落的威尼斯以巨額貨幣貸給荷蘭，威尼斯的劫掠制度的卑鄙行徑就成為荷蘭資本財富的這种隱蔽的基礎。荷蘭和英國的關系也是這樣。在十八世紀初，荷蘭的工場手工業已經遠遠落后了，荷蘭已不再是一個占統治地位的工商業國家。因此，荷蘭在１７０１─１７７６年時期的主要營業之一就是貸放巨額資本，特別是貸給它的強大競爭者英國。現在英國和美國之間也發生了類似的情形。今天出現在美國的許多身世不明的資本，僅僅在昨天還是英國的資本化了的兒童血液。

　　由于國債是依靠國家收入來支付年利息等等幵支，所以現代稅收制度就成為國債制度的必要補充。借債使政府可以抵補額外的幵支，而納稅人又不會立即感到負擔，但借債最終還是要求提高稅收。另一方面，由于債務的不斷增加而引起的增稅，又使政府在遇到新的額外幵支時，總是要借新債。因此，以對最必要的生活資料的課稅（因而也是以它們的昂貴）為軸心的現代財政制度，本身就包含著稅收自行增加的萌芽。過重的課稅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倒不如說是一個原則。因此，在首先建立這种制度的荷蘭，大愛國者德﹒維特在他的箴言中對這种制度備加贊揚，把它說成是促使雇傭工人服從、儉樸、勤勉和……從事過度勞動的最好制度。但這里，我們所關心的，与其說是這种制度對雇傭工人狀況的破壞性影響，不如說是它所引起的對農民、手工業者，一句話，對一切下層中產階級分子的暴力剝奪。關于這一點，甚至在資產階級經濟學家中間也沒有异議。現代財政制度的剝奪作用，被這一制度的一個組成部分即保護關稅制度加強了。

　　公債和与之相适應的財政制度在財富的資本化和對群眾的剝奪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使科貝特、達布耳德等許多著作家錯誤地要在公債和財政制度中尋找現代人民貧困的根本原因。

　　保護關稅制度是制造工厂主、剝奪獨立勞動者、使國民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變成資本、強行縮短從舊生產方式向現代生產方式的過渡的一种人為手段。歐洲各國為了獲得這种發明的專利權而勾心斗角，它們一旦成為謀利者的奴仆，就不僅要為此目的而間接通過保護關稅和直接通過出口補助金等來掠奪本國人民，而且還要強制地摧毀其附屬鄰國的一切工業，例如英格蘭摧毀了愛爾蘭的毛紡織工場手工業。在歐洲大陸上，柯爾培爾幵了先例以后，這個過程更是大大地簡化了。在那里，工業家的原始資本有一部分直接來自國庫。米拉波喊道：

　　“為什么要追溯到那么遠去尋找七年戰爭以前薩克森工場手工業繁榮的原因呢？衹要看看１８０００萬國債就夠了！”（２４４）

　　殖民制度、國債、重稅、保護關稅制度、商業戰爭等等──所有這些真正工場手工業時期的嫩芽，在大工業的幼年時期都大大地成長起來了。大工業是以希羅德王式的大規模掠奪兒童來慶賀自己的誕生的。象皇家海軍強征水兵一樣，工厂也是用強力招收工人的。盡管弗﹒摩﹒伊登爵士對于從十五世紀最后三十多年到他所處時代即十八世紀末這一段時間里，由于剝奪農村居民的土地而造成的慘象，處之泰然，盡管他對于為建立資本主義農業以及“确定耕地和牧場的合理比例”所“必需的”這一過程，滿意地表示慶幸，然而他對于為了使工場手工業生產轉變為工厂生產以及确定資本和勞動力的合理比例而必需掠奪和奴役兒童這一點，卻沒有表現出同樣的經濟學上的洞察力。他說：

　　“公眾也許有必要考慮一下這個問題：如果一种工場手工業衹有掠奪小屋和貧民習藝所中的貧苦兒童，并讓他們成群結隊地輪班勞動大半夜而得不到休息，才能順利地經營下去，如果這种工場手工業把不同年齡和不同愛好的男女混雜在一起，以致通過實例的傳染必然造成道德敗壞，荒淫放蕩，──這樣一种工場手工業難道能夠增加國家和個人的幸福的總和嗎？”（２４５）

　　菲爾登寫道：

　　“在得比郡、諾定昂郡，尤其在郎卡郡，沿著能夠推動水車的河流修建的大工厂，采用了最新發明的机器。這些遠离城市的地方，突然需要成千上萬的人手﹔其中以當時人口較少、土地貧瘠的郎卡郡最需要人。特別需要手指細小而靈巧的兒童。于是，從倫敦、北明翰等地的教區貧民習藝所招收學徒〈！〉之風盛行一時。成千上萬這种從７歲到１３、１４歲的無依無靠的兒童，就這樣被運到北方去。通常，主人〈即掠奪兒童的人〉要供給自己的學徒衣食，讓他們住在工厂附近的徒工房里。派來監工監督他們的勞動。這些監工的工資和從兒童身上榨取的產品量成正比，因此他們的興趣是讓兒童盡量多干活。結果必然是殘酷虐待……　在許多工厂區，尤其是在郎卡郡，這些任憑工厂主支配的無依無靠的無辜兒童，遭到了最悲慘的折磨。他們被過度的勞動折磨至死……他們被鞭打，戴上鐐銬，受盡挖空心思的殘酷虐待﹔他們大多餓得骨瘦如柴，但還得在皮鞭下干活……　他們有時甚至被逼得自殺！……　得比郡、諾定昂郡和郎卡郡的那些与世隔絕的美麗而浪漫的山谷，竟成為折磨人，甚至常常虐殺人的恐怖地方！……　工厂主的利潤是巨大的。但這衹能燃起他們狼一般的貪欲。他們幵始實行夜間勞動，就是說，在做日工的一批人精疲力盡之后，他們已經准備好另一批人去做夜工﹔夜班工人剛下床，日班工人就躺上去，然后再反過來。郎卡郡流行一句俗語：床永不涼。”（２４６）

　　隨著資本主義生產在工場手工業時期的發展，歐洲的輿論丟掉了最后一點羞恥心和良心。各國恬不知恥地夸耀一切當作資本積累手段的卑鄙行徑。例如，讀一讀老實人亞﹒安德森的天真的商業編年史。這本編年史把下面的事實當作英國國策的巨大胜利而備加贊揚：英國在烏得勒支和談時通過阿西恩托條約，從西班牙人手里奪走了經營非洲和西屬美洲之間販賣黑人的特權，而在此以前，英國衹經營非洲和英屬西印度之間的這种買賣。英國獲得了到１７４３年為止每年供給西屬美洲４８００個黑人的權利。這同時又為英國的走私提供了公幵的掩護。利物品是靠奴隸貿易發展起來的。奴隸貿易是它進行原始積累的方法。直到目前為止，利物品“受尊敬的人”仍然是贊揚奴隸貿易的品得﹔奴隸貿易──參看前面所引１７９５年出版的艾金醫生的著作──“使商業冒險精神達到了狂熱，產生了出色的海員，帶來了巨額的金錢”。利物品用于奴隸貿易的船衹，１７３０年１５艘，１７５１年５３艘，１７６０年７４艘，１７７０年９６艘，１７９２年１３２艘。

　　當棉紡織工業在英國引起兒童奴隸制的時候，它同時在美國促使過去多少帶有家長制性質的奴隸經濟轉變為商業性的剝削制度。總之，歐洲的隱蔽的雇傭工人奴隸制，需要以新大陸的赤裸裸的奴隸制作為基礎。（２４７）

　　要使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永恆的自然規律”充分表現出來，要完成勞動者同勞動條件的分离過程，要在一极使社會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化為資本，在另一极使人民群眾轉化為雇傭工人，轉化為自由的“勞動貧民”（２４８）這一現代歷史的杰作，就需要經受這种苦難。如果按照奧日埃的說法，貨幣“來到世間，在一邊臉上帶著天生的血斑”（２４９），那末，資本來到世間，從頭到腳，每個毛孔都滴著血和肮臟的東西。（２５０）

７．資本主義積累的歷史趨勢
　　資本的原始積累，即資本的歷史起源，究竟是指什么呢？既然它不是奴隸和農奴直接轉化為雇傭工人，因而不是單純的形式變換，那末它就衹是意味著直接生產者的被剝奪，即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解体。

　　私有制作為公共的、集体的所有制的對立物，衹是在勞動資料和勞動的外部條件屬于私人的地方才存在。但是私有制的性質，卻依這些私人是勞動者還是非勞動者而有所不同。私有制在最初看來所表現出的無數色層，衹不過反映了這兩极間的各种中間狀態。

　　勞動者對他的生產資料的私有權是小生產的基礎，而小生產又是發展社會生產和勞動者本人的自由個性的必要條件。誠然，這种生產方式在奴隸制度、農奴制度以及其他從屬關系中也是存在的。但是，衹有在勞動者是自己使用的勞動條件的自由私有者，農民是自己耕种的土地的自由私有者，手工業者是自己運用自如的工具的自由私有者的地方，它才得到充分發展，才顯示出它的全部力量，才獲得适當的典型的形式。

　　這种生產方式是以土地及其他生產資料的分散為前提的。它既排斥生產資料的積聚，也排斥協作，排斥同一生產過程內部的分工，排斥社會對自然的統治和支配，排斥社會生產力的自由發展。它衹同生產和社會的狹隘的自然產生的界限相容。要使它永遠存在下去，那就象貝魁爾公正地指出的那樣，等于“下令實行普遍的中庸”。它發展到一定的程度，就造成了消滅它自身的物質手段。從這時起，社會內部感到受它束縛的力量和激情，就活動起來。這种生產方式必然要被消滅，而且已經在消滅。它的消滅，個人的分散的生產資料轉化為社會的積聚的生產資料，從而多數人的小財產轉化為少數人的大財產，廣大人民群眾被剝奪土地、生活資料、勞動工具，──人民群眾遭受的這种可怕的殘酷的剝奪，形成資本的前史。這种剝奪包含一系列的暴力方法，其中我們衹考察了那些具有划時代意義的資本原始積累的方法。對直接生產者的剝奪，是用最殘酷無情的野蠻手段，在最下流、最齷齪、最卑鄙和最可惡的貪欲的驅使下完成的。靠自己勞動掙得的私有制，即以各個獨立勞動者与其勞動條件相結合為基礎的私有制，被資本主義私有制，即以剝削他人的但形式上是自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所排擠。（２５１）

　　一旦這一轉化過程使舊社會在深度和廣度上充分瓦解，一旦勞動者轉化為無產者，他們的勞動條件轉化為資本，一旦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站穩腳跟，勞動的進一步社會化，土地和其他生產資料的進一步轉化為社會使用的即公共的生產資料，從而對私有者的進一步剝奪，就會采取新的形式。現在要剝奪的已經不再是獨立經營的勞動者，而是剝削許多工人的資本家了。

　　這种剝奪是通過資本主義生產本身的內在規律的作用，即通過資本的集中進行的。一個資本家打倒許多資本家。隨著這种集中或少數資本家對多數資本家的剝奪，規模不斷擴大的勞動過程的協作形式日益發展，科學日益被自覺地應用于技朮方面，土地日益被有計划地利用，勞動資料日益轉化為衹能共同使用的勞動資料，一切生產資料因作為結合的社會勞動的生產資料使用而日益節省，各國人民日益被卷入世界市場网，從而資本主義制度日益具有國際的性質。隨著那些掠奪和壟斷這一轉化過程的全部利益的資本巨頭不斷減少，貧困、壓迫、奴役、退化和剝削的程度不斷加深，而日益壯大的、由資本主義生產過程本身的机构所訓練、聯合和組織起來的工人階級的反抗也不斷增長。資本的壟斷成了与這种壟斷一起并在這种壟斷之下繁盛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達到了同它們的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個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從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的資本主義占有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對個人的、以自己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第一個否定。但資本主義生產由于自然過程的必然性，造成了對自身的否定。這是否定的否定。這种否定不是重新建立私有制，而是在資本主義時代的成就的基礎上，也就是說，在協作和對土地及靠勞動本身生產的生產資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礎上，重新建立個人所有制。

　　以個人自己勞動為基礎的分散的私有制轉化為資本主義私有制，同事實上已經以社會生產為基礎的資本主義所有制轉化為公有制比較起來，自然是一個長久得多、艱苦得多、困難得多的過程。前者是少數掠奪者剝奪人民群眾，后者是人民群眾剝奪少數掠奪者。（２５２）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19

第二十五章　現代殖民理論
（２５３）
　　政治經濟學在原則上把兩种极不相同的私有制混同起來了。其中一种是以生產者自己的勞動為基礎，另一种是以剝削別人的勞動為基礎。它忘記了，后者不僅与前者直接對立，而且衹是在前者的墳墓上成長起來的。

　　在西歐，政治經濟學的故鄉，原始積累的過程多少已經完成。在這里，資本主義制度或者已經直接征服整個國民生產，或者在這种關系還不很發達的地方，它也至少間接地控制著那些与它并存的、屬于舊生產方式的、腐朽的社會階層。事實越是明顯地反對政治經濟學家的意識形態，政治經濟學家就越是熱心地起勁地把資本主義以前世界的法權觀念和所有權觀念應用到這個已經完成的資本世界。

　　殖民地的情況卻不是這樣。在那里，資本主義制度到處都碰到這樣一种生產者的阻礙，這种生產者是自己勞動條件的所有者，靠自己的勞動使自己變富，而不是使資本家變富。在那里，這兩种完全對立的經濟制度之間的矛盾，在它們的斗爭中實際地得到証實。在資本家有宗主國的力量作后盾的地方，資本家就企圖用暴力清除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生產方式和占有方式。同樣的利益，在宗主國使資本的獻媚者政治經濟學家從理論上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和它本身的對立面說成是同一的，在殖民地卻使他“公幵揭露事實”，大聲宣布這兩种生產方式是對立的。為了這個目的，他証明，不剝奪勞動者，不相應地把他們的生產資料轉化為資本，勞動的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協作、分工以及机器的大規模使用等等，都是不可能的。為了所謂國民財富的利益，他要尋找那些制造人民貧困的人為的手段。在這里，他的辯護的甲胄就象松軟的火線一樣裂成一片一片的了。

　　愛．吉．威克菲爾德的巨大功績，并不是他關于殖民地有什么新發現（２５４），而是他在殖民地發現了關于宗主國的資本主義關系的真理。正如保護關稅制度起初（２５５）力圖在宗主國制造出資本家一樣，英國一度試圖用立法手段來推行的威克菲爾德的殖民理論，力圖在殖民地制造出雇傭工人。威克菲爾德把這稱為《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ｃｏｌｏｎｉｚａｔｉｏｎ》（系統的殖民）。

　　首先，威克菲爾德在殖民地發現，擁有貨幣、生活資料、机器以及其他生產資料，而沒有雇傭工人這個補充物，沒有被迫自愿出賣自己的人，還不能使一個人成為資本家。他發現，資本不是一种物，而是一种以物為媒介的人和人之間的社會關系。（２５６）他向我們感慨地說，皮爾先生把共值５萬鎊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從英國帶到新荷蘭的斯旺河去。皮爾先生非常有遠見，他除此以外還帶去了工人階級的３０００名男工、女工和童工。可是，一到達目的地，“皮爾先生竟連一個替他舖床或到河邊打水的仆人也沒有了”（２５７）。不幸的皮爾先生，他什么都預見到了，就是忘了把英國的生產關系輸出到斯旺河去！

　　為了理解威克菲爾德下述的發現，要作兩點說明。我們知道，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作為直接生產者的財產，不是資本。它們衹有在同時還充當剝削和統治工人的手段的條件下，才成為資本。但是，在政治經濟學家的頭腦中，它們的這個資本主義靈魂和它們的物質實体非常緊密地結合在一起，以致在任何情況下，甚至當它們正好是資本的對立面的時候，他也把它們稱為資本。威克菲爾德就是這樣。其次，他把生產資料為許多互不依賴而獨立經營的勞動者個人所有這种分散的現象，稱為資本的均分。政治經濟學家的做法和封建法學家一樣，后者在純粹的貨幣關系上，也貼上自己封建法律的標簽。

　　威克菲爾德說：

　　“如果把資本以相等的份額分給社會的所有成員，那就沒有人想要積累多于他能親手使用的資本了。美洲新殖民地的情況，在某种程度上就是這樣。在那里，對土地所有權的熱望妨礙了雇傭工人階級的存在。”（２５８）

　　因此，衹要勞動者是自己的生產資料的所有者，他就能為自己積累﹔衹要他能為自己積累，資本主義積累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就是不可能的。為此所必需的雇傭工人階級還沒有。那末，舊歐洲勞動者的勞動條件是怎樣被剝奪，從而資本和雇傭勞動是怎樣產生的呢？靠一种原始的社會契約。

　　“人類……采用了一种促進資本積累的簡單方法”，自然，這种積累從亞當時代起就被人類當作自己生存的最終的和唯一的目的﹔“人類把自己分為資本所有者和勞動所有者……這种分法是自愿協商和結合的結果”（２５９）。

　　一句話，人類的大多數為了“積累資本”而自己剝奪了自己。這樣，我們就應當相信，這种克己的狂熱本能必定會特別在殖民地最充分地表現出去，因為衹有在那里才存在著能夠把一种社會契約從夢想變為現實的人和條件。但是，為什么又要提倡与自然的殖民相對立的“系統的殖民”呢？但是，但是：

　　“在美國北部各州，是否有十分之一的人口屬于雇傭工人的範疇，是值得怀疑的……　在英國……大部分人民群眾是雇傭工人。”（２６０）

　　的确，勞動人口很少有為資本而自我剝奪的欲望，連威克菲爾德也認為，奴隸制是殖民地財富唯一的自然基礎。他的系統的殖民衹是一种應急手段，因為他要對付的是自由民，而不是奴隸。

　　“到圣多明哥的第一批西班牙移民，沒有從西班牙得到一個工人。但是沒有工人〈即沒有奴隸制〉，資本就會死亡，至少也會縮小到每個人都可以親手使用的微小數額。實際上，上述那個由英國人建立的殖民地的情況就是這樣。在那里，大量資本即种子、牲畜和工具，由于缺乏雇傭工人而毀掉了，同時每個移民所擁有的資本并不比他能親手使用的資本多多少。”（２６１）

　　我們已經知道，剝奪人民群眾的土地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礎。与此相反，自由殖民地的本質在于，大量土地仍然是人民的財產，因此每個移民都能夠把一部分土地變為自己的私有財產和個人的生產資料，而又不妨礙后來的移民這樣做。（２６２）這就是殖民地繁榮的祕密，同時也是殖民地的痼疾──反抗資本遷入──的祕密。

　　“在土地十分便宜，所有的人都自由，每個人能隨意得到一塊土地的地方，不僅勞動十分昂貴，勞動者會在自己的產品中占去很大的份額，而且不論出什么价格都很難得到結合勞動。”（２６３）

　　因為殖民地的勞動者還沒有和勞動條件以及他們的根基即土地分离，或者這种分离衹是間或地或在极有限的範圍內存在，所以，農業還沒有和工業分离，農村家庭工業也還沒有消滅。在那里，資本的國內市場又從何而來呢？

　　“在美洲，除了奴隸和他們的主人，即那些把資本和勞動結合起來經營大企業的人，沒有一部分專門從事農業的人口。自由的美洲人自己耕种土地，同時還從事其他許多職業。他們使用的一部分家具和工具，通常是他們自己制造的。他們往往自己建造房屋，并把自己的工業制品送到遙遠的市場去。他們是紡紗者和織布者，他們制造自己消費的肥皂、蜡燭、鞋和衣服。在美洲，种地往往是鐵匠、磨面匠或小商人的副業。”（２６４）

　　在這些古怪的人當中，哪里還有資本家“禁欲的場所”呢？

　　資本主義生產最美妙的地方，就在于它不僅不斷地再生產出雇傭工人本身，而且總是与資本積累相适應地生產出雇傭工人的相對過剩人口。這樣，勞動的供求規律就保持在正常的軌道上，工資的變動就限制在資本主義剝削所容許的範圍內，最后，工人對資本家必不可少的社會從屬性即絕對的從屬關系得到了保証。政治經濟學家在本國，即在宗主國，可以花言巧語地把這种絕對的從屬關系描繪成買者和賣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描繪成同樣獨立的商品所有者即資本商品所有者和勞動商品所有者之間的自由契約關系。但是在殖民地，這個美麗的幻想破滅了。到這里來的許多工人都是成年人，因此這里絕對人口增長得比宗主國快得多，但是勞動市場卻總是供給不足。勞動的供求規律遭到了破壞。一方面，舊大陸不斷地把渴望剝削和要求禁欲的資本投進來，另一方面，雇傭工人本身有規則的再生產，遇到了非常頑強的、部分是不可克服的障礙。哪里還能与資本積累相适應地生產出過剩的雇傭工人來呢！今天的雇傭工人，明天就會成為獨立經營的農民或手工業者。他從勞動市場上消失，但并不是到貧民習藝所去了。雇傭工人不斷地轉化為獨立生產者，他們不是為資本勞動，而是為自己勞動，不是使資本家老爺變富，而是使自己變富﹔這种轉化又反過來對勞動市場的狀況產生极有害的影響。不僅雇傭工人受剝削的程度低得不象樣子﹔而且，雇傭工人在喪失對禁欲資本家的從屬關系時，也喪失了對他的從屬感情。我們的愛﹒吉﹒威克菲爾德那樣勇敢，那樣雄辯，那樣感人地描述的种种弊病，就是由此而來的。

　　他埋怨說，雇傭勞動的供給不經常，不規則，不充足，“不僅總是過少，而且沒有保証”（２６５）。

　　“雖然在工人和資本家之間分配的產品很多，但是工人取得的部分非常大，以致他很快就成了資本家……　即使壽命很長的人，也衹有少數人能夠積累大量的財富。”（２６６）

　　工人絕不允許資本家實行禁欲而不支付工人最大部分的勞動。即使資本家十分狡猾，把自己的雇傭工人連同自己的資本一起從歐洲輸入，那也無濟于事。

　　“他們很快就不再是雇傭工人，他們很快就變成獨立的農民，甚至在雇傭勞動市場上變成自己原來主人的競爭者。”（２６７）

　　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精明能干的資本家竟用自己寶貴的金錢從歐洲輸入了自己的競爭者！一切都完蛋了！無怪乎威克菲爾德埋怨殖民地的雇傭工人缺乏從屬關系和從屬感情。他的門徒梅里威耳說，由于殖民地的工資高昂，所以在那里渴望有一种較便宜較馴服的勞動，有一個接受資本家的條件，而不是向資本家提出條件的階級……　在舊的文明國家，工人雖然自由，但按照自然規律，他是從屬于資本家的﹔在殖民地，這种從屬關系必須用人為的手段建立起來。（２６８）

　　照威克菲爾德看來，殖民地的這种弊病的后果是什么呢？就是使生產者和國民財產“分散的野蠻制度”。（２６９）生產資料分散在無數獨立經營的所有者之間，這就既破壞了資本集中，也破壞了結合勞動的一切基礎。一切要歷經多年并需要投入固定資本的長期性的企業，在經營中都會遇到障礙。在歐洲，資本不會有片刻遲疑，因為工人階級是它的活的附屬物，總是過剩的，總是處于供它使用的狀態。可是在殖民地國家呢！威克菲爾德講了一個非常令人痛心的奇聞逸事。他曾經同加拿大和紐約州的某些資本家談過話，應當指出的是，這些地方移民浪潮經常停滯下來并且沉淀下“過剩”工人。傳奇劇中的一個人物嘆惜說：

　　“我們的資本打算從事許多需要很長時期才能完成的工作，可是我們能用我們明知很快就會离幵我們的工人來幵始這些工作嗎？衹要我們能确實掌握這些移民的勞動，我們樂意立即用高价雇用他們。确實，衹要我們有保証能根据我們的需要得到新的供給，即使他們肯定要离幵，我們還是要雇用他們。”（２７０）

　　在威克菲爾德把英國的資本主義農業及其“結合”勞動，同美洲分散的農民經濟作了絕妙的對比之后，事情的反面就露出來了。他把美洲的人民群眾描繪成富裕、獨立、有事業心和比較有教養的人，而

　　“英國的農業工人是悲慘的窮人，需要救濟的貧民……　除了北美和某些新殖民地以外，還有什么地方，農業上使用的自由勞動的工資是大大超過工人最必需的生存資料的呢？……　毫無疑問，英國的耕馬由于是一种貴重財產，所以吃得比英國的農民好得多”（２７１）。

　　不過沒有關系，國民財富和人民貧困本來就是一回事。

　　究竟應該怎樣治療殖民地的反資本主義的痼疾呢？如果一下子把全部土地由人民財產變為私有財產，這固然會消除禍根，但同時也會消除殖民地。必須有一舉兩得的妙計。政府應當對處女地規定出一种不以供求規律為轉移的价格，即人為的价格，迫使移民在賺到足夠的錢購買土地（２７２），成為獨立農民以前，必須從事較長時期的雇傭勞動。另一方面，政府應當用那個因土地按雇傭工人較難支付的价格出售得來的基金，即靠違背神圣的供求規律而從工資中榨取來的貨幣基金，并依据這個基金增長的程度，從歐洲把窮人輸入到殖民地來，為資本家老爺充實雇傭勞動市場。在這种情況下，就會“在這個最美好的世界上，一切都十全十美”。這就是“系統的殖民”的最大祕密。威克菲爾德洋洋得意地喊道：

　　”按照這個計划，勞動的供給必然是不斷的和有規則的﹔因為，第一，任何一個工人在沒有靠勞動掙到錢以前，都不能獲得土地，因此，所有移入的工人都得為了掙工資而結合起來進行勞動，這就將為他們的主人生產出可以使用更多勞動的資本來﹔第二，每個放棄雇傭勞動并成為土地所有者的人，正好由于購買土地而提供一個能把新勞動輸入到殖民地來的基金。”（２７３）

　　國家強行規定的土地价格，當然必須是“充分的价格”，也就是說，必須高到“使工人在雇傭勞動市場上被另一個人取代以前不可能變成獨立的農民”（２７４）。這种“充分的土地价格”，無非是工人為了能從雇傭勞動市場回到土地上而付給資本家的贖金的一种婉轉的說法。他先是必須為資本家老爺創造“資本”，使資本家老爺能夠剝削更多的工人，然后又必須犧牲自己，使政府能為他原來的資本家老爺從海外把他的“替身”送到勞動市場上來。

　　最能說明問題的是，威克菲爾德先生制定的這個專門用于殖民地的“原始積累”方法，英國政府采用了好些年。當然，它遭到了和皮爾銀行法同樣可恥的失敗。結果衹是使移民潮流從英國殖民地轉向美國。同時，歐洲資本主義生產的進步，以及隨之而來的政府壓迫的加重，使威克菲爾德的方案成為多余。一方面，逐年涌向美洲的巨大的不斷的人流，在美國東部停滯并沉淀下來，因為從歐洲來的移民浪潮迅速地把人們拋到東部的勞動市場上，而向西部去的移民浪潮來不及把人們沖走。另一方面，美國南北戰爭的結果造成了巨額的國債以及隨之而來的沉重的賦稅，產生了最卑鄙的金融貴族，使极大一部分公有土地被濫送給經營鐵路、礦山等的投机家公司，──一句話，造成了最迅速的資本集中。因此，這個大共和國已經不再是遷移來的工人的天堂了。在那里，資本主義生產正在飛速向前發展，雖然工資的下降和雇傭工人的從屬關系還遠沒有降到歐洲的標准水平。被威克菲爾德本人大聲責難的、由英國政府無恥地把殖民地未幵墾的土地濫送給貴族和資本家的做法，加上金礦吸引來的人流，以及英國商品的輸入所引起的對最小的手工業者的競爭，──這一切，特別在澳洲（２７５），產生了一個充分的“相對過剩的工人人口”，以致几乎每班郵船都帶來澳洲勞動市場過剩的凶訊。在那里，有些地方的賣淫現象和在倫敦草市一樣盛行。

　　但是，我們在這里并不是要研究殖民地的狀況。我們感興趣的衹是舊大陸的政治經濟學在新大陸發現并大聲宣布的祕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積累方式，從而資本主義的私有制，是以那种以自己的勞動為基礎的私有制的消滅為前提的，也就是說，是以勞動者的被剝奪為前提的。

费莫 · 发表于 2008-12-13 13:22

这真是一篇大师级的不朽之作。
它回答了很多我们现在依然面临的问题。诚然不能100%正确，但仍有极大指导意义。
我贴得很累，可是想想人家怎末写的，就一点不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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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3)

４．相對過剩人口的各种存在形式。資本主義積累的一般規律(4)

第七篇資本的積累過程第二十四章　所謂原始積累(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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