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网十年] 5个4，40年

Permit · 发表于 2014-4-29 04: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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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开始】

众所周知，粤语青睐8，忌讳4。但这个4，很多时候就是回避不了。爱网04年创立，今年10岁，到了14年。1又叫幺，比如麻将里的幺鸡，谐音“要”，所以1和4连在一起就更忌讳了。

无独有偶，我的一生中，就有更多回避不了的4：74、84、94、04、14。

征文要求与移民生活有关题材，不过就我的情况，没有一个又一个的10年垫底，就没有移民加拿大的10年。为什么，看了就理解了。

   74年，高中毕业了。就在它的前一年，因为批“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上大学的希望破灭。前面三条路：当兵、社青、知青。那年头，当兵不走后门少见；虽然符合条件留城，但国家不管饭(不安排工作)；当知青两年后有申请招工的资格，但不保证就一定招你。与其等，不如走。就这样成了百万知青中的一员。

   我所在的农村地处丘陵，58年大炼钢铁把所有的丘陵炼成秃顶。一到夏收割麦子的时候，都要留下一尺麦秆当柴禾。有一回，生产队恩赐了一亩地的麦秆给知青，干完14个小时收工后，又挑着马灯拔麦秆，一直拔到天明，吃了早饭，接着出工。那个时候，知青比农民还苦，他们干完后回家就能端饭碗（一般家里都有老人），知青收工后还要现点柴火现淘米。劳动强度超大，下乡第一个月，吃了54斤大米，后来米不够吃，生产队就照顾点红薯，冬天5点半起床削红薯是经常的事。这年头累了有吃有喝，那时候累了连菜都吃不上，更不要说肉了，豆瓣下饭是主打。无奈，也跳过“丰收舞”，就一回，还被大队民兵连长发现教育了一通。生产队所在地离最近的场镇有15里地，那里有公路和火车，但这15里地，全是黄泥路，晴天一把刀，下雨一包糟。上公粮，担氨水全靠肩挑背磨。肩上一道道红印，脚下一个个血泡不足为奇。体力最好的时候挑120斤只换肩不歇气可以走完这爬坡上坎的15里。

      在那个突出政治的年代，我是铁了：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收工吃完晚饭，挑灯学马列，读过马克思的那个宣言，哥达纲领批判，列宁的国家与革命，论左派幼稚病，还有些想不起了。下乡一年就成了全公社200多个知青中的三个党员之一，担任了大队党支部委员兼团支部书记。大队安排我到大队小学当代课教师，当了半年，我说还是要回生产队参加劳动，继续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就辞了职。两年以后，四人帮倒台，招工到了一个大山沟基地。一年后恢复高考，只有一个月复习时间，没有考上，第二年再考。我知道，这是最后的机会。78的夏天特别的热，那时连电扇也没有，摆一盆冷水旁边，热得受不了就洗把脸再接着看书。那几个月，我宿舍的灯是关得最晚的。有几次，听说县城有老师做免费辅导，下了班就骑20里山路进城，上完课再骑回来。年龄大，基础差，比起多数应届毕业的小同学，大学又苦了四年。现在，写下来就是几行字，回过头，那是6年2000多个日日夜夜。 82年毕业分配到一个地区，管理18个县。一年半后提拔当副科长谢绝了，我说我还是要回到父母身边。两年后，终于回到了阔别10年的家乡。

      技术移民要求至少大专以上学历，我们那届初中，300多人只有41个上了高中，高中同学中恢复高考只有7个上了大学。没有这10年，我连移民的资格都没有。技术移民初来的时候少不了吃苦，没有这10年吃过的苦垫底，恐怕精神都要崩溃。

北山 · 发表于 2014-4-29 05:05

一不小心，这是传说的沙发吧。

一个字来形容你的文章，“强”

JoyceAccSG · 发表于 2014-4-29 07:44

板凳。

dongfeng301 · 发表于 2014-4-29 08:57

等着看你的84,94,04,14

newday · 发表于 2014-4-29 10:51

哇～～～
最近看了部电视《请你原谅我》，是从77年恢复高考开始的，读了楼主的经历，直接脑补了很多画面。

Becks · 发表于 2014-4-29 11:28

和克强的经历差不多

pretty · 发表于 2014-4-29 11:46

Spring10 · 发表于 2014-4-29 12:57

北山 · 发表于 2014-4-29 14:58

Becks 发表于 2014-4-29 12:28 4 J6 w6 c9 \' Y; [6 j1 a
和克强的经历差不多

冰雪缘 · 发表于 2014-4-29 18:42

支持你，50后。

加油！

Permit · 发表于 2014-4-30 04:37

谢谢你们的理解和鼓励。

serath · 发表于 2014-4-30 06:42

Bowman · 发表于 2014-5-1 19:47

支持，和我的经历相似。

Permit · 发表于 2014-5-1 20:39

      84到93，是青年到壮年的10年，是专业技术提高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些，都成为后来的移民密不可缺的铺垫。

      回家乡两年后在新单位担任设备维修科长。这一干就是20年直到移民。那个时候还有朝技术管理发展的打算，所以84年国家设立自学考试制度后就报考了党政干部自学大专，总共13门课程，每年考几科，到了87年已经完成了10门。就在这个时候，部里给我们省所在系统分配了一个去西德进修的名额，要求专业对口，大学本科毕业5年以上。80年代初期的大学生凤毛麟角，所以我自然就成了被推荐的对象。但是要先到北外测试英语，从17个省差额选出12个省，然后再强化一年德语。得到通知离考试只有一个月时间，因为自考，英语基本上没有再碰过，这下抓了急，赶紧到书店买了本复习资料加班加点的干。我们上大学那阵，一部分大龄学生都从ABC开始学英语，毕业的时候也只是会看不会念的哑巴英语，现在一下子要听说读写学二外，对30多岁的人还是压力颇大，而且德语的语法习惯同汉语和英语相反，动词搁最后，所以听说最难。当时有个笑话，某国的外交部长访问德国，谈判的时候德方叽哩哇啦的说了一大堆翻译也不动嘴，部长着急了，冲着翻译大叫，他说了那么多你怎么还不翻。翻译说我没法翻，因为他的动词还没有出来。一年后，德方派人来测试，从12个中选6个参加第一批进修。我被选中并担任副领队。

      88年的盛夏，当我们走下飞机下榻到波恩（当时西德的）的旅馆的时候，可以用巨大的冲击来形容刚从闭关锁国来到人间天堂时的心境。80年代的祖国才从10年大浩劫后复苏，改革开放刚刚开始不久，尤其是内陆地区还很落后，许多城市家庭还是12吋黑白电视机，农村就更不用说，用天壤之别来形容当时的差别都不过分。

      雄伟壮观的科隆大教堂、豪情奔放的狂欢节、静谧优雅的美因兹河流、古典浪漫的海德堡，至今让我流连忘返。那时候穷，舍不得旅游，除了唯一一次花钱从慕尼黑去奥地利的维也纳和萨尔茨堡外，都是利用实习变动和搬迁沿途走，大约走了20多个大小城镇。有两次从科隆搬迁到慕尼黑和从瑞士开会回科隆，早上5点起床，提前看火车的每个班次，一到站就下来，把行李寄存好后就连走带跑逛两个小时再赶下一班车。沿途到了美因兹、法兰克福、特利尔（马克思的故居）、斯图加特（马克思写哥达纲领批判的地方）、钮伦堡（希特勒的老巢）、海德堡、曼海姆等。88年12月3日晚上，由于工作关系，在柏林交响音乐大厅聆听了80岁的世界著名大师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其中就有英雄交响曲。4个月后，卡拉扬去世。当时写了一篇现场感受寄回国内，发表在都市晚报上。

         我敬重日耳曼民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计划和准时。我们一去，前半年的日程就都安排好了，哪天什么时间在什么地方见什么人基本分秒不差。有一次和另一个同事第二天要从一个小镇转到汉诺威，当天早上还没有收到火车票，同事有些着急，想给总部打电话询问，我说不用，德国人办事你放心，不会误事。结果下班的时候就收到了。第二是他们对二战的反省态度和日本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德国房东告诉我，希特勒统治时期，广播只容许收德国的电台，这使我联想到解放以后和文革时期收听台湾和美国之音就是收听敌台。他们中的多数人痛恨希特勒发动二战给世界和德国带来的创伤。

      88年10月，结束了两个月的语言培训辗转到西柏林。站在柏林墙边上的瞭望台张望对面铁丝网封锁的东德，看着那边的森严壁垒，再比较一下这边的自由繁荣。同一个国家，同一个民族，仅一墙之隔，40年后为什么就是如此的天壤之别。我住的公寓坐20分地铁可以到东柏林，有时周末就到东柏林去采购，那边的超市货架上空空荡荡，凸显物资贫乏。有一次过边境，遭东德警察搜身，把买的纪念邮票全部没收了。利用地理的便利，去了东德的德累斯顿，参观了三巨头签署波茨坦公告的旧址。中学时期上政治课的时候老师说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人民生活水深火热之中，后来学马列就很矛盾，按照暴力革命的理论，哪里有剥削，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为什么他们不起来罢工，不起来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统治呢，这个疑问终于在马克思的故乡找到了答案。说来也巧，在波恩还和前苏联的克格勃“交了回手”。那天，戈尔巴乔夫访问发表完演讲后车队正好从我们的旅馆门口的小街经过，沿途的人们自然地站到两旁欢迎，老戈的坐骑离我不到5米的时候打开了窗户，伸出手向人们示意，到了我面前大约只有2米的距离，正想跨上前一步和他握个手，还没有回过神，手就被一股巨大的力量弹开了，刚回过神，才看见一个身高1米9的保镖跑过的背影。

      89年4月15号上午去埃森买照相机，那边比波恩便宜。在广播中听到胡耀邦去世。后来的几个月，那场反腐败、要民主的诉求在国内风气云涌。留学生组织游行向大使馆情愿，我走在他们队伍的傍边，记录了整个过程的一部分。六月初的那天，和山西来的同事一起到慕尼黑附近的达豪纳粹集中营参观，下坡的时候碰到一对德国老人，他们问我们是不是中国人，说今天你们国家发生了重大事件，我们赶紧跑回旅馆看电视。不想给老杨的网站带来不便，这部分就不多谈了。7月底进修结束准备返回的时候，认识的许多人有的去了美国，有的去了法国，有的留在西德，因为只要一句话，就可拿到任何西方发达国家的绿卡。我很纠结：第一，要留下来，在那个特殊的时期就是叛党叛国，别的不说，老爹这关就过不了；第二，一跑路，单位推荐我的副厅长、总工就要受政治牵连；第三，在国内等待第二批的6个人恐怕也要受影响。前思后想，最终放弃了。

      回到单位，正遇党员重新登记，每个人都要表明对那个事件的态度。我说我当时不在国内，没有亲身经历，不便做评论，但是按照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历史是要由后人去评说的，相信历史会有一个公正的结论。后来部门党小组长私下告诉我差点没有登上，幸亏一贯表现好，而且是在非常时期“毅然决然”回到祖国才过了关。91年派到省级机关党校中青班干部培训半年，还未毕业被任命为技术部门的副主任，5个月后又任命为主任。

shelley.micheal · 发表于 2014-5-2 06:11

非常强大来自: iPhone客户端

齐山 · 发表于 2014-5-2 07:19

本帖最后由齐山于 2014-5-2 08:21 编辑

客观真实，四个十年。
人生最为宝贵、最为努力、最为壮烈、最有成就的时段，值得回顾与期待！
第一个十年，殊途同归；
第二个十年，与众不同！

pretty · 发表于 2014-5-2 11:57

newlife · 发表于 2014-5-2 12:26

卡拉扬，戈尔巴乔夫

这经历让人羡慕！

newlife · 发表于 2014-5-2 12:30

Permit 发表于 2014-5-1 21:39
$ B8 h, U( E W" K84到93，是青年到壮年的10年，是专业技术提高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 ...

“在柏林交响音乐大厅聆听了80岁的世界著名大师卡拉扬指挥的柏林爱乐乐团演奏的交响乐，其中就有英雄交响曲。4个月后，卡拉扬去世。当时写了一篇现场感受寄回国内，发表在都市晚报上。”

还保留这篇文章吗？可否传上来让大家分享一下。

Permit · 发表于 2014-5-2 19:31

是的，这些经历可遇不可求，碰巧了而已。
这篇文章的复印件还保留着，不过在国内，以后找到一定上传。

Bowman · 发表于 2014-5-3 18:20

加油！期待第3个10年！

Permit · 发表于 2014-5-4 06:58

   94年省委组织部派遣中青年干部锻炼和扶贫，我带三个年轻人到一个省级贫困县下派。这个地方的确比较贫，我们驻扎的对口单位腾了两间办公用房，实在是很简陋，多年后才知道那是座危房。最受不了的是厕所，茅坑式的那种，在房子的对面，下雨要打雨伞才能去方便。洗澡只能在厕所，也就是说，洗澡的时候要忍耐10分钟左右的臭气熏天。还没有遮拦，这意味着，正在一丝不挂的时候还可能碰到进来上厕所的人。说起来也是个堂堂“县大老爷”了，居然还有这样的境遇。可能因为偏远贫困的缘故，当年那里的书记、县长们还算朴实厚道，不过腐败已经暗度陈仓了，吃喝风就更不用说，从80年代初就没有停过。到邻近的一个县做客，对口系统的一个局长私下问我，能不能从省里帮忙拨点钱发展事业，成了的话给15%的回扣，后来明白，这是人家邀请做客背后的真正原因。下乡走访的时候，一个69岁的老妇人说她前年终于坐上了一回火车，啥也不想了，死了都值。这就是中国的农民，最容易知足，如果连这样的人民都领导不好，趁早回家卖红薯。下派一年，对我来说其实没有多少真正的锻炼，和20年当知青时看到的农村也没有太多实质性的变化。下派结束时县委县政府给予的评价是：他们是历届下派干部中最吃苦最正派的一届。
   90年代中期，正是打破铁饭碗、经商下海、市场经济在内陆省份走红的年代。我所在的技术部门比较穷，而其他窗口部门和外界接触多，门路多，自然油水就多。我想，等靠要不是办法，应该把手头的技术和市场接轨。于是申办了一个公司，兼任总经理。其实，就是张对外的名片，除了背靠一个省级单位的牌子，什么也没有。好在是挂靠在单位，换了私人，就是个皮包公司而已。在技术杂志上看到一张报警器的电路图，把几个技术骨干找来分析，市场上的花草价格不菲，而种植花草多在郊区，那年头偷花的真还有。如果生产出红外报警器一定会有市场。于是，几个人做实验，修改原图的参数，联系外壳开模，组织人员加工，火火红红地干了起来。没有资金怎么办，当时部门主任每个月手头有400元的签字权，那就用这点小小的权利买器件，和开模的工厂协作，他们投资，大家分利，相当于后来叫技术入股。又在报纸上打广告，全国各地都开始陆续来了订单。就在快要收回成本开始盈利的时候，有人告发了。我反驳他们，窗口部门的利用工作便利向外单位索要回扣，给自己私人家里安装电话，一部电话就是2500元（当时）。我不过是签了2000元的字买器件，还没有进个人腰包。哪有只许州官放火没有百姓点灯的道理。关了公司，停了生产。公家的干不成，就自己单干，和部门的一个年轻人合作，他搞软件，我管硬件，开发计算机控制和接口系统。设计电路，查找资料，联系加工，采购元件，焊电路板，写说明书，编广告词，联系用户，拳打脚踢，都是一个人拿下。那年头每天至少14个小时，因为白天还要干公家的事。挣了钱二一添做五，这就是在那个特殊时期掏的第一桶金。技术部门曾有一个科室可以传递信息（那时还没有互联网），利用这个资源可以向各地区收取信息费。上头眼红了，以工作需要把这个科室化走了。我说既然如此，技术部门就不再提供维修管理等技术支持了。到了97年，信息传递的渠道多了，这个科室也挣不到信息费油水了，上头想把它甩回来，还要我们提供技术支持。我理所当然地拒绝了，与分管领导有了顶撞。那时正好是香港回归，于是停了我的职，理由是对香港回归态度有问题。我知道，几千年来欲加之罪何患无词，权大就是法。上头要我写份检查就可以恢复工作，我就是不从，性格决定的。记得文革的时候父亲被打成走资派，说他是某政治局委员、省委书记在要害部门安插的亲信，他平时假装艰苦朴素，钱都藏起来了，云云，勒令每天早晨扫机关宿舍大院。父亲让我跟他一起扫，我说人家污蔑你，这个院子就是不扫，那年我才12岁。90年代中后期，有权力的部门都有油水捞，更不要说当官的了。但我不是，我不靠这顶乌纱帽敛财，不要也罢。就这样一直挺着到现在。其实，当时找找人一句话就解决问题：隔壁住的是是分管副省长，楼上是省长，隔壁单元是分管省委副书记。我也没有告诉父亲，因为他从来不会为我说话。当年下乡半年后招工，因为身边无人，我符合可以返城的条件，父亲说既然已经下了，就跟大家一样够了两年再说，不要特殊。结果到了两年以后，许多知青回城都是通过父母单位招子弟，我没有这个条件，不可能招回父母的单位（当年只招工不招干），所以去了大山沟，当年单位招了200多知青。要想换单位回城，除非父亲跟管理局的局长打招呼，我知道这不可能，自己以高考名正言顺地考了出来。
      后来有人说以你的背景和条件当个厅长、市长甚至省长不是没有可能，我说是的，但是在那样的大环境下，你一定得学会溜须拍马，八面玲珑，看人说话。但我不会，因为父母没有教过。
      99年8月在晚报上看到移民加拿大的广告，将信将疑。当时年龄不饶人，如不马上决定，超过45岁就要扣两分，可能就不够资格。10月份，帮朋友干完手头的最后一单工程，开始花时间了解情况，11月11日正式和移民公司签约，收费4500美元，分步交。自从学德语，英语就基本扔了，仍得连自己过去翻译的技术资料都看不懂了，更不要说听说读写四会。当时办案的程序是，递交申请两三个月收到第一封信拿到档案号，再等两个月左右可能发第二封信通知考雅思，雅思考过5分一般可获免签，加上体检的等待，最快一年左右就能拿到签证。签约后准备材料，12月下旬正式递交申请。二月份春节刚过完同时收到档案号和考雅思通知。当时实在是没有底气，一直拖到2000年10月匆忙赶考，结果只考了4点5分，收到回函说15个月后等面试，结果这一等就渺无音讯。2001年，认识的圈子里的朋友陆陆续续登陆，传回来修改移民法的消息，按照新标准，包括我在内的大部分之前的申请人都可能失去资格。好在移民局公布了一个传真号码，加国公民和移民都可以发表意见。我鼓动身边认识的申请人集体签字表达诉求，但是几乎没有人响应，我想是受国情的影响怕遭打击报复。而我认为，到加拿大不是去挣大钱，二是奔自由，如果加拿大也是因为发表了不同意见就要遭打击报复，那么这个国家就实在没有必要去了。由于工作关系，当年旁听过柏林市议会的辩论，那里不是一言堂。我给当时移民部长卡普兰写了封信请移民公司帮助修改，并附上了真实姓名和档案号，不久又给新上任的部长去了同样的信，通过公布的传真号发过去，我们虽然不是公民和居民，但我们是涉案人，希望表达我们的诉求：老人老政策，新人新办法。不能在比赛开场了修改比赛规则。后来加拿大也确实遵循了这个原则。2002年6月，新移民法实施。我的移民案仍然没有任何进展，身边的一些人放弃了，一些人找门路去美国。我没有任何动摇，坚持自学英语。在我看来，即便走不了，学了英语对今后也大有好处。只有要用还没有来得及学的，没有学了找不到用的。有些东西，看上去没有直接的用场，但是它会有意无意从别的方面给你帮助。俗话说，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头脑。不是加拿大没有给我机会，是我自己没有准备好，自己现在的这个英语水平，即使去了也适应不了。从正式签约开始，除开有活干，每天7点半进办公室，下午5点半下班回家，晚上7点再到办公室，10点左右回家，周六周日上午到移民公司办的培训班上课，下午再和其他人练上两个小时口语，上下班骑车的路上就戴着耳机练听力。年龄大了，学得慢，没有办法。三年的春节每年7天假，只打两次麻将继续学。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没有了官帽，却有了更多的学习时间。有同事看见我每天在楼道上读英语，说你现在这个情况还下那么大的功夫干嘛，我笑而不答。2002年9月7号再考雅思，5点5分。离头一次考试，整整三年，也就是说，三年提高了一分。那次我是考场年龄最大的考生，已经是48岁的“高龄”。10月初收到补材料通知，12月体检。03年10月下旬才收到移民签证。这个时候，离必须离境只有50天了。递申请的当初只报了我和孩子的材料，因为夫人对这件事既不支持也不反对。收到签证后她愿意跟我们走，马上联系移民顾问想补加材料，但顾问说现在补材料是最糟糕的决定，应该是先登录再补申请，她的意见有道理。但我想的是要去就全家一起去，这样对孩子最好，这个风险必须冒。顾问说还要再加500美元，我说那就自己来办吧。

齐山 · 发表于 2014-5-4 16:34

Permit 发表于 2014-5-4 07:58 # x) K6 e4 s Q
94年省委组织部派遣中青年干部锻炼和扶贫，我带三个年轻人到一个省级贫困县下派。这个地方的确比较贫 ...

有胆识，有个性，有追求！敢做敢为！佩服！

goodlifee · 发表于 2014-5-4 16:40

呵呵，这个领导真罗嗦

Charleston · 发表于 2014-5-5 11:27

ding

圆梦 · 发表于 2014-5-5 14:09

本帖最后由圆梦于 2014-5-5 15:11 编辑

看到第一段的描写好像有自己大姐的身影。当时家庭成份不好，大姐招工差点没有希望，是靠好多叔叔阿姨帮忙最后才进了一家工厂当工人，后来经过自己努力于79年考上大学。她吃苦耐劳的精神为我树立了榜样。

由于没有当过知青，所以我特喜欢看关于知青题材的小说，电视和电影。楼主加油！

圆梦 · 发表于 2014-5-5 14:19

Permit 发表于 2014-5-1 21:39
5 m! g# M, y3 E- f; x84到93，是青年到壮年的10年，是专业技术提高和成熟的重要阶段，也是世界观发生重大变化的时期。这 ...

“我敬重日耳曼民族，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个是他们计划和准时”同感！

圆梦 · 发表于 2014-5-5 14:28

Permit 发表于 2014-5-4 07:58
& T1 n+ o9 h7 E$ d; x) p& n x2 i94年省委组织部派遣中青年干部锻炼和扶贫，我带三个年轻人到一个省级贫困县下派。这个地方的确比较贫 ...

机遇垂青于有准备的人！有勇气，有追求！佩服！期待下一个十年！！！

heidi · 发表于 2014-5-5 14:46

Permit · 发表于 2014-5-6 18:55

      圆梦妹子对有关的知青生活有兴趣，不妨再补充几段。
      最早一批知青是文革前的64和65年，只有少数人，我一个表哥就是其中一员。当时是响应党的号召，为国家减轻负担。69年是一大批，文革的产物。那一批人更受苦。除了生活和劳动艰苦外，知青在政治上的地位也很低，因为是接受再教育的对象。迫害知青的事时有发生，尤其是强奸女知青，逼婚等情况比较突出。为此，有个叫李庆林的知青家长给毛写了封诉苦信，毛批示：全国此类事甚多，容当统筹解决。从此以后知青的状况逐渐改善。还有一批比较苦的就是72年到云南建设兵团的知青，军事化管理，穿军装，但没有领章帽徽。劳动强度大，还经常喝“玻璃汤”，就是汤里面除了盐，什么也没有。到我们74年下乡的时候，情况已大有好转，国家供应大米每月35斤，蜂窝煤也是按月供应，管一年。所以那年冬天5点半起来削红薯就是用蜂窝煤的时候。国家拨款让大队和生产队盖知青点，就是盖一排或一个小院知青集中吃住，在住宿上把知青和农民分开，这样特别是对女知青就安全多了。
      知青大致分为两类，外地和本地。一般大中城市的算外地知青，当地县和镇的算本地知青。其中也有一批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知青（三天两头回城），这类知青一般都做不够当年的口粮，要家里拿钱向生产队买回口粮，农民意见比较大。知青和农民也没有固定的星期天，都是以赶场作为可以选择的休息日，休不休自己定。我出工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可达28天，比农民还农民。
      我们知青点5个知青，外地3个本地2个。本地知青中一个是地主成分，农民叫他陈娃儿，要是不说他是知青，跟农民没有任何区别，他这种情况回城的可能性太小，就在农村安了家。我们生产队的活儿做得细，基本没有多少农闲的时候，工分值在当地比较高，6毛左右。每年11月30号年终决算。第一年决算扣去口粮进账20多元（8、9、10、11共4个月）；第二年决算进账80多元，把农民着实地羡慕了一番，因为农民一般两口子出工，要供给老人和孩子，辛苦一年下来可能还要倒补钱，而知青是一人吃了全家饱，所以只要勤劳，工分值高就有进账。但是，偏远的地方还是很惨的，我有个同学那里工分一个劳动日值8分钱，我给他写信，他回信说今天一天的劳动就白干了：当时一封信的邮资就是8分钱。
      那时劳动很枯燥，别说那时还没有电视，就是收音机，大多数农民家庭也没有，所以劳动的时候就说点荤的打发时间。其中印象最深的就是如果谁去哪家碰巧看到夫妻正在做那件事，一定要讲出来，否则就会倒霉一辈子。有一次收工后天黑了去大队女知青点找另一个团干部商量工作，她们5个人正在厨房做饭，刚跨进门就听一阵大尖叫，煤油灯瞬间被吹熄，她们让我赶快出去。很多年也没有弄清是怎么回事，后来结了婚才知道多半是女孩子的那些事。生产队有一位50年代土改时期的大队老支书，她当时已经69了，离职后主要负责大队的妇女工作，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计划生育。我那时还不到20，因为是团支书，她经常带着我去做青年妇女的计划生育宣传，要她们女方安环男方结扎，也是后来结了婚才知道是怎么回事。那个年代谈恋爱也是很守规矩的，一旦发现婚前同居的，是党团员就要受警告处分。我们大队团支部就处理过两起。
      76年9月初和大队长一道坐队里的手扶拖拉机去很远的一个出产木材的县买木料修新知青点，晚上8点多还在路上，结果拖拉机坏了，只好又走了十几里来到一户农家求助，人家给了吃喝已经半夜12点多了，就安排在他家的柴火堆睡了一夜。到了目的地因为还要等货，大队长让我留下他先回去，我闲着无事，索性回了趟家，三天后连走路带飞车（就是趁货车上坡减速的时候爬上去，到合适的地方跳下来再用同样的方式爬下一辆）一天走了70多公里赶回去，路过一个县城的时候正是9月9号，听到毛逝世的广播。
      那时正值文革期间，物资贫乏，妇女们洗衣服都是用稻草泡水，皂角都少见。偶尔从家里带半条肥皂给她们，都是千恩万谢。招工后半年去北京培训，那时什么都要票，借了亲戚的户口本这家店买点，那家点买点，回去的时候扛了60多斤白糖、肥皂、火柴分给社员。
      由于长期握锄头，我的右手掌都伸展不开，直到招工半年后才逐渐伸开。其实，知青最苦的还不是累脖和缺吃少用的苦，最苦的看不到前途，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能出头。当时我们那里流传了一首山城知青之歌，依稀记得几段歌词：
   第一段：古老的山城，富饶的家园；
                        白云深处，歌声扬；
                        。。。。。。
   第二段：古老的山城，富饶的家园；
                     中华儿女，志在四方；
                     。。。。。。
   第三段：美丽的姑娘，站在我身旁；
                        两眼望着我，为啥不声响；
                        长江呀你弯下腰，激流哟你闪开道；
                        我愿来到你身旁吐出心中的思念；
                        红梅花儿开不败，我愿姑娘身旁来。
      旋律十分悠扬，又非常凄楚。即便是现在哼哼，回想起当年自己的经历和那一代人的坎坷，也不免泪眼婆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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